数字革命下，科创中心建设能否超越地理空间？
上观新闻：有观点提出，数字革命能有效压缩空间距离、消除边界和地理障碍。在这个“平坦的”“无边界的”世界里，科创中心建设可以超越地理空间。您怎么看？
杜德斌：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数字革命对科技创新乃至全球经济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数字革命提供了超越地理空间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空间失去重要性。相反，无论从全球的尺度还是从国家和城市的尺度来看，近年来科技创新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城市中心区日益成为科技创新活动最具活力的地方。
在硅谷地区，旧金山市已成为这一地区最具创新活力的地方，其吸引的风险投资额、每年新增的企业数量和独角兽企业总数已占到整个硅谷地区的2/3左右。在纽约，科技创新活动也越来越集中到市中心，特别是中城区和下城区。这里又被称为“硅巷”，集中了纽约80%以上的科技就业岗位。
事实上，因受技术和知识溢出的地理邻近性规律支配，创新企业和机构倾向于以集群的形式存在，特别是具有产业关联性的上下游企业，其创新活动的集群倾向更加明显。
在各种创新主体中，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处于科技创新的源头，是创新创业人才的摇篮。因此，许多城市的创新产业集群都是以大学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如北京中关村等。
上观新闻：除了地理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新变量、新趋势值得关注？
杜德斌：人才始终是科创中心形成的核心要素。科技创新的发生不仅需要个体所提供的智力支撑，还高度依赖于人才集聚所产生的集体智慧。全球科创中心本质上就是全球人才集聚的中心。具备科技化、国际化和年轻化的人才结构，才能源源不断地产出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进而催生新产业。
如科技化，硅谷的人才结构就具有典型的科技化特征，集聚了100多万名高科技人员。其中，被誉为硅谷“栖息地”的圣何塞，高科技人员超过30万人。
如国际化，《新加坡研发国家调查》报告显示，该国的外籍科学家、工程师占科学家、工程师总人数的比重约为29％；硅谷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人才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且这一特征还在持续强化。
如年轻化，科技创新通常具有探索性、创新性、风险性和超前性等特点，而年轻人朝气蓬勃、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具有从事科技创新的个性与品质。
同时，创业人才也呈现年轻化特点。有调查显示，硅谷、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和班加罗尔的创业者平均年龄分别是34.1岁、32.6岁、32.6岁、36.8岁和37岁。一些著名的企业，如惠普、雅虎、甲骨文、谷歌、苹果、脸书、YouTube等，其创业者的年龄均在21岁至34岁之间。
此外，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城市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具有鼓励尝试、崇尚冒险、包容异质思维、激励草根精神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这一方面体现在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异己的包容上；另一方面体现为对失败的宽容，最大限度地尊重人、激发人的创新激情与活力，从而促进初创公司持续繁衍和高水平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大力弘扬具有包容性的创新文化，兼顾好“精英创新”和“草根创新”。既重视发挥科学家、企业家等的作用，也要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创新活力；既要瞄准科技制高点，也要关注民生关注点，着力在创新政策的普惠性、创新环境的包容性上下功夫。
上观新闻：您在书中还专门提到“奋发有为的政府”。新形势下，政府还需怎样更好地发挥作用？
杜德斌：作为一个重要的能动性要素，政府应当成为创新的直接投入者、创新发展蓝图的规划者、创新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者。
举个例子，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含量高、创新能力强，是极具活力和潜力的创新主体，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重要力量。伟大的国家需要伟大的城市，伟大的城市需要伟大的企业。全球科创中心是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支撑起来的，而这些企业都是由新创企业或中小企业成长起来的。企业的成长需要有孵化、培育和发展。为呵护中小企业成长，政府应当努力杜绝垄断、维持竞争。
在新加坡，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是新加坡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重要机构，通过与其他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的合作，坚持为中小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提供支持，甚至提供经营策划、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和特许经营等咨询服务，且只收成本费，有效助力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但也应提醒的是，“创新释放出来”，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政府要转变观念、转变职能，遵循市场规律，强化市场导向，尊重企业的市场行为。对企业创新的鼓励和支持，要从“管理”转向“服务”、从“给资金”转向“造环境”，着力完善各类创新服务体系，着力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实现新突破」
上观新闻：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要求，这三个地方如何“攥指成拳”？
杜德斌：美国《连线》杂志曾评选出46个全球技术创新中心，仅在西欧和北欧就集中了16个，北美集中了14个。其中，美国东北部和五大湖地区就有5个，西海岸则有4个。可见，科创中心在空间上具有共生性。同一区域内可能形成多个科技创新中心，相互之间可以保持良性的互动互促关系。
就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北京属于“政府驱动+机构内生+科技服务业主导模式”，硬件科技有待加强，服务能级有待提升；上海属于“政府驱动+混合机构+多元化产业模式”，需要加快培育创新引擎企业，着力提升本土创新能力；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代表，可归于“市场驱动+机构内生+高新产业发展模式”，科技产业类型有待拓展，基础研究能力有待加强。
下一步，三地应当在明确各自定位与优势基础上，着力加强区域协同与合作、优化创新生态与环境，并在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形成联动效应。
在资源共享与互补方面，可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及高校等多个层面建立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机制，促进科研设备、数据、人才等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与高效配置。
在联合攻关与协同创新方面，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强联合攻关和协同创新，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或设立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联合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在产业链与供应链协同方面，可依托各自的产业基础和技术优势，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分工与协作，促进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和协同发展，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上观新闻：展望未来，上海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杜德斌：与旧金山—圣何塞、纽约、伦敦等地相比，上海还存在卓越创新人才相对不足、顶尖科研主体较缺乏、创新引擎企业亟须培育、高质量创新成果相对较少、高水平开放创新仍需加强等短板，应当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补短板、拉长板。
如加快培育科技领军企业。实施科技领军企业培育工程，加快推进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创新联合体，激励民营企业加大投入，鼓励和推动外资企业深度嵌入本地创新系统。
如深化以成果质量和价值为导向的科技评价改革。探索适合于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创新人才成长的长周期评价体系和标准，建立“学术评价特区”，为拔尖科研人员建立“终身免评”制度，进一步营造“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环境。
如构建高水平开放创新新格局。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探索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支持科教机构、学术组织等打造高水平科技期刊、高端学术会议等，搭建全球性智力汇聚平台。
展望未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认同，上海不仅要有“科创高度”，还要有“科创浓度”。一个重点是通过构建更加完备的科技金融体系，发现价值、汇聚资源，全力打造各类科创孵化载体，建设高质量孵化器，打造科技创新“核爆点”，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理论与实践》 杜德斌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