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的生育主义观点：支持生育是共和党的立场，无子女的左派令其绝望
很明显，对于万斯来说，支持生育是共和党的立场。他哀叹“没有孩子的左派”，他们没有“把身体献给国家的未来”。在与塔克·卡尔森的交谈中，他感到绝望，因为“美国是由一群没有孩子的猫控女统治的，她们对自己的生活和所做的选择感到痛苦，所以她们想让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也痛苦。”
万斯列举了几位“对国家持续繁荣没有任何兴趣的民主党人”，包括副总统哈里斯，尽管她有2个继子女，以称呼她为玛玛拉而闻名。（万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担任公职的资格持生育主义观点的人。在总统拜登宣布不会竞选连任的那天，保守派活动家兼律师威尔·张伯伦在X上发布了一条贴文称“卡玛拉·哈里斯不应该当总统的简单、未被讨论过的理由：没有孩子。”）
万斯还点名了来自纽约的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万斯发表评论时，她比万斯生第一个孩子时还年轻），以及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他后来与丈夫领养了一对双胞胎。可惜的是，布蒂吉格组建的家庭可能不符合万斯的喜好，因为万斯明确表态反对同性婚姻。
万斯还投票反对一项确保获得体外受精（另一种家庭组建方式）的法案，这符合他强硬的反堕胎立场。在最近从万斯网站上删除的一份声明中，他说：“消除堕胎首先是为了保护未出生的孩子，但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支持儿童和家庭。”寻求堕胎的女性中，约有60%已经是母亲，并努力养育她们已有的孩子，但万斯并不在乎。
万斯所信奉的本土主义、热衷关税的经济民粹主义是新右派的典型代表，新右派是年轻的保守派运动，他们自认为是特朗普权力宝座的继承人。与典型的共和党建制派相比，万斯的政策组合对工薪家庭更为友好，但他的立场非常符合他对家庭的特殊品味。他说，“如果你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你应该能够用一份工资养活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他提出了一项适度扩大《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条款的法案，称之为《全职父母公平法案》。他表示支持密苏里州参议员乔希·霍利 (Josh Hawley) 2021年扩大儿童税收抵免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婚姻奖金”，并迎合单职工家庭。“数百万劳动人民希望建立家庭，并希望在家照顾孩子，但现行政策并不尊重这些偏好。”霍利在法案提出时说道。
万斯对家庭优先政策最尖锐的言论之一出现在他宣布参选参议员前不久，当时他在推特上写道：“‘全民日托’是针对普通人的阶级战争。”为了支持这一挑衅言论，他链接到一项调查，该调查向父母展示了一系列儿童保育方案，并询问其中哪种方案“对有5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最有利”。44%的没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希望父母一方全职工作，另一方在家照顾孩子；只有35%的大学学位的人有这种偏好。目前尚不清楚万斯将“普通人”定义为没有学士学位的人，还是那些提供他认为是这项民意调查“正确答案”的人。无论如何，“普通美国人”继续说道，“希望有一项家庭政策，不会把孩子送进糟糕的日托所。” 不正常的美国人是像哈里斯这样的人，她在7月22日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发表的首次演讲中，想象了一个不远的未来的国家，“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带薪家庭假和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
美国有近一百万日托工作者，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大多数受过高中教育，几乎所有人的工资都很低。如果万斯和其他当权者认为这些工作者是应该得到更高工资和更光明未来的选民，那么他就不会把所有的日托服务都描述成“垃圾”。但这也与万斯的基本意识形态立场相矛盾。例如，他的《家庭主妇公平法案》的文本严厉批评了联邦劳动法，因为它“惩罚那些选择优先考虑孩子早期发展的母亲”，而不是休完产假后重返工作岗位的母亲。“正常人”都希望孩子和父母中的一方待在家里，我们都知道是哪一方。
万斯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感言时说：“我们的运动是为了像我母亲这样的单身妈妈，她们在金钱和毒瘾中挣扎，但从未放弃。”当然，一个人可以成为单身父母，也可以成为全职父母，两者兼而有之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必须做出选择。万斯引用的调查表明了人们对儿童保育的“正常”看法，但调查群体根本不包括单身父母。
尽管如此，他的运动是“为了”像他母亲这样的女性的，因为运动的动机似乎是母亲没有给予他的东西，也是万斯最渴望的东西：一个传统的核心家庭。
在万斯的言论和政策立场中，婚姻几乎总是比其他选择更好。拥有一个家庭会让你成为一个有自主权的成年人和政治参与者，但只有婚姻才能使家庭成为可能。
2021年，万斯告诉一群高中生，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让人们误以为结束不完美的婚姻会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样的婚姻“甚至可能充满暴力，但肯定不幸福，因此摆脱它们，让人们更容易像换内衣一样更换配偶——但从长远来看，婚姻将让人们更幸福。”它们甚至可能充满暴力。他引用了邦妮和吉姆的例子，“我的外祖父母有一段各种意义上都非常混乱的婚姻，但他们从未离婚，对吧？”万斯说。“他们一直在一起，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这对我的外公外婆来说真的很重要。”
万斯还做出了令人震惊的断言，即更容易离婚会导致家庭暴力率上升，这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家庭暴力率下降了30%。在《早安乔》节目中，万斯外婆和外公的家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为哈里斯的竞选背书，严厉批评万斯“女性应该继续维持被虐待关系”的立场。
外婆是出于虔诚和阿巴拉契亚人的坚韧才和外公坚持下来的吗？还是她只是被困住了？她受教育程度低，没有技能或培训，几乎没有社交网络，而且很可能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大约十年中，她几乎一直怀孕，这会让她身心疲惫，在那个时代的工作场所，这是可以被解雇的罪行。直到1975年，俄亥俄州都没有任何儿童抚养费强制执行机制，那时她的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才十几岁。
仔细阅读邦妮的困境，就会发现万斯的“守护天使”和从他的政治平台中脱颖而出的理想女家长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她们的家是家庭，她们的工作是生孩子，她们别无选择，只能辞职。她们所有的物质幸福都依附于一个容易犯错的男人。万斯认为这比他得到的要好。但结果却是一种狭隘的、怪诞自恋的社会契约观——一个成年孩子的身份政治。正是这种无法或拒绝看清自己主观性的弱点，让万斯认为卡玛拉·哈里斯这样的人与国家命运毫无关系。
当万斯说是那个只活了6天的婴儿改变了他的家庭轨迹时，这是一种感伤的夸张，是“选择生活”浪漫的刺激。另一位作家可能会将变化的推动因素确定为虐待儿童、合法强奸或战后阿巴拉契亚地区避孕措施的有限。
万斯写道，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个时候，邦妮曾有过成为一名儿童权利律师的模糊想法。“她似乎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感受到被忽视孩子的痛苦，并经常说她如何憎恨虐待儿童的人。”他解释，“我一直不明白这种情绪从何而来——也许她自己小时候也受过虐待，或者她只是后悔自己的童年如此突然地结束。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尽管我可能永远听不到它。”但是，他一直在讲述这个故事，以他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