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写大河源：数次探察三江源后只选黄河源的原由
阿来为写三江源，多次前往该地区。在 2023 年 6 月的那次行程中，我也一同前往。期间经历了难以详细述说的艰辛，将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源头都进行了探查。然而，最终他并未选择将三江一并书写，而是只创作了黄河源的传记，也就是《大河源》。阿来解释存在地理与人文方面的差异。三江源区的地形地貌大致相同，从地质成因角度看也是一样的，所以难以进行细致的区分。在人文方面，差异较为明显，长江与澜沧江的源头主要是游牧藏人，偶尔有定居农业，而黄河上游是多民族杂居，灌溉农业较为发达。正因如此，如果将三条河合在一起写，在轻重和繁复程度之间就难以做到均衡。
地理与人文相结合，这是《大河源》的内在书写逻辑。同时，也能显示出阿来从虚构到非虚构写作一直保持着边地书、博物志的美学风格。然而，我想要避开这个大家都认同的观点，来谈一谈这本书在行走、生态与认知方面的特质。
阿来拍摄的四川阿坝红原县的白河，这条河藏语名为嘎曲。
这是一种行走文学，以身体为本位且具有“有我”的特点。这里的身体，并非仅仅等同于肉身，它还伴随着体察与体悟。身体力行的意思是，一个行动着的肉身，在天地之间，与周围的空气、流水、日光、云影、草木、山石相接触时，会发动眼耳鼻舌身意等诸多感官，进而形成形象与认识。《周易》中说“仰着去观察天上的象，俯着去观察地上的法，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地上的适宜之处，从近处取之于自身，从远处取之于万物”，圣人看到了天下的幽深微妙，所以设立象来充分表达意，这便是万物与身心相互作用的中国美学意象传统。
《大河源》有别于旅行文学，行者所见并非仅仅是物象与风景，也不只是感慨兴废、畅想古今，而是对生存环境的感受与体验。阿来在书中展示了他关于动植物和地理地质方面的杂学知识，行文中有科普意味的段落不时出现，但这些并非最重要。在我们这个媒介便捷的时代，信息和知识容易获取，已经贬值。文字书写方面，物象呈现的直观性比不上更有冲击力的图像与视频。然而，它的长处在于由身体产生，具有稍纵即逝的感触以及睿思乍现的特点。
其次，《大河源》展现出一种反思意识。这种反思意识体现在从自然文学向生态文学的转变上。自然文学起源于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具有抒情和冥想的话语特点，通过个体与自然的审美对话，表达出怀旧与回归式的家园理想。而生态文学是在工业时代的背景下产生的，带有以环境问题为导向的危机意识，会诉诸生态正义与环境伦理。阿来明显超越了自然文学的浪漫想象，行走本身就是一种去除魅惑的行为。他认同奥尔多·利奥波德所说的人与土地之间“新的伦理观”，但并未停留在所谓的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环保观念里。
鄂陵湖畔的生态保护是个典型例子，牧民退牧还草，有的甚至移民到别处。然而，野生动物种群恢复的速度比草场还快，人不再放牛牧羊了，可草场却仍被野驴、野马、野羊破坏。这引发了一系列思考，保护生态的意义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从长远来看，人类只是暂时在地球物种中处于主导地位，难道环保不是为了保护人类吗？阿来无法解答这些问题。然而，他通过实地观察，提出了在科研论文中读不到的经验难题。
最后，阿来以空间地理为基础，对附着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群往来和历史传承进行了颇具个人性的梳理。在黄河源这样看似荒凉的地方，一直有不同的族群在生活。白兰人、苏毗人、藏人、蒙古人等，原先的部落族群不断地进行重组融合，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历史印迹。这种人文过程在漫长时间中流传，又在漫长时间中消逝，之后还会重生。它如同河流本身一样，成为了空间中有意义的依托。
土地若没有历史与记忆，就只是均质化的地方。空间若没有经过形象编码，就会让人感到乏味。正是人及其文明的存在，赋予了原本冰冷且枯燥的土地以意义。《大河源》在黄河发端与流淌之处，让许多错综复杂且逐渐被遗忘的历史再度浮现，从而产生了文明的存在论启示。
我的看法是，大地一直是敞开着的。河流汇聚了源自冰川、雪山、沼泽、碎石的涓涓细流，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起始点。河流只是开始了，并且持续吸纳，不断壮大，最终变得波澜壮阔，蔚为大观。文明也是如此。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9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