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游记中的自 - 他审视结构对文明交流的影响
作者是胡天舒，他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的副教授。
近代以来，中西方之间往来的官民组织或个人逐渐变多。其中有一些组织或个人把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感所思用日记、游记、笔记、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诗文等形式记录了下来。后人把这些记录统称为“游记”。游记是旅行者在异文化的体验与碰撞过程中形成的最为直观的异国印象，同时也是研究文化交流的特殊文本。近代中国人的旅西游记里存在一种自我和他者共存的“自 - 他”审视结构，西方人的来华游记中也存在这种结构。这种异文化的在地化或者自文化的他者化，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双方的理解，也加深了双方的信任，推动了近代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并且对全球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早期来华的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之后外交官、记者、学者、作家、商人等群体也相继加入。他们的游历范围遍及中国境内的各个地方，留下的游记数量很多，记录的内容也十分细致和深入。目前留存于世的游记，以英美两国人的作品为主，其中以在中国生活时间较长的传教士的记录占比较大，像英国的约翰·麦高恩所著的《近代中国人的生活掠影》等。除此外，有其他群体对中国的记录。比如美国医生富马利的《中国见闻录》，还有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中国风情》等。这些游记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有着重要意义。
斌椿的《乘槎笔记》 资料图片
在近代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游记里，一方面，他们记录了中国的面貌，这是用西方近代化标准去衡量得出的；同时，他们还记录了不断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事实。另一方面，他们记录了对中国传统技艺的认可，对中国艺术的欣赏，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叹。
传教士为了获取中国百姓的信赖，对以传医促传教的方式进行了探索。从 1820 年开始，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最早在澳门设立了诊所，之后西医诊所便从中国的沿海地区逐渐向内地普及开来。美国传教士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里记载，在救治中国病人时，他们发现中国人与白种人在体质方面存在差异。同等条件下，中国患者经历大型手术后，往往恢复得更快。这些外国医生通过诊疗过程了解到中国人的体质特点，然后逐步深入探索并尝试理解中国的传统医学理念。美国医生爱德华·胡美在《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在华 30 年》里记载，他在给中国病人治病时，试着听脉搏。他甚至指出自己与 1700 年前的中国医生王叔和对脉象的研究是一致的。他还肯定了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中对发热的处理方式。同时，西方医生逐渐了解并认可了中国传统植物药物和动物制品的治疗功效，中国的经验性和实践性医学愈发引人注目。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艺术独具魅力，这赢得了近代西方来华者的关注与赞赏。美国演员路易斯·乔丹·米恩在其中国旅行期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她在《一个西方艺人的东方印象》里赞美中国精美的绸缎，也赞美华丽的乌木家具，还恨不得买一船精美别致的雕刻家具带回家。美国的罗斯也对中国古迹赞叹不已。他在《变化中的中国人》里写道，长城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宏伟的。它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伟大建筑奇迹。而西方引以为豪的铁路路基和隧道，与长城相比，只不过是像“侏儒的作品”那般渺小。此外，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令西方人惊叹。米恩觉得中国的文学作品包含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从中国人的角度以及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爱情诗都极为出色。这些近代西方来华者对中国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那个时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近代中国人出访西方的时间比西方人来华稍晚。两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旅西热潮逐渐涌现。1866 年，恭亲王奕䜣上奏称：“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他们对各省的一切情形日益熟悉，然而中国对外国的情形却未能全部知晓，在办理交涉事件时，终究担忧会有隔阂。我们早就打算奏请派人前往各国，去探究其利弊，希望能稍微了解一些头绪，以便借此来筹划计议。”同年，中国派遣了斌椿父子以及同文馆的三名学生。他们跟随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前往欧洲进行考察。赫德要求他们沿途留心观察，把该国的一切山川形势以及风土人情随时进行记载，然后带回中国，用来作为印证的资料。斌椿所记录的《乘槎笔记》以及同行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成为了近代中国域外游记的开端之作。早期主要是外交官这一群体在旅西。后来，文人这个群体、留学生群体以及商人群体等也相继加入到旅西的行列中。
从时段角度划分，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晚清域外游记处于开创阶段，其中有斌椿的《乘槎笔记》等作品；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发展期，代表作品有郭嵩焘的《使西纪程》等；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初是鼎盛时期，此时期因外交往来频繁且留学生增多，域外游记产量丰富，代表作有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等。
《航海述奇》稿本扉页 资料图片
清末旅西的中国人感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先进后，内心开始慢慢接受西方。在游记中，他们逐渐告别“夷”字，开始向“洋”“西”和“外”字转变。斌椿在 1866 年所写的《乘槎笔记》中提到的“外国”“洋楼”“西语”等；郭嵩焘在 1877 年所写的《使西纪程》中提到的“洋文”“西洋”“洋行”等；钱德培在 1877 年所写的《欧游随笔》中提到的“欧美各国”“西医”“泰西”等，都证实了这一变化。早期旅西的清朝人在和西方人交流时，当面对西方当时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文明，他们不断强调中国在历史文化方面的悠长，尤其强调传统文化的智慧。例如，曾在 1867 - 1870 年跟随英国雇主理雅各漫游欧洲 28 个月的王韬，在英国期间访问了牛津大学，还以汉语为欧洲人讲学。当听众询问中国孔子之道与泰西所传天道的差异时，王韬作出回答：孔子之道是人道。有人类才会有此道。只要人类一天不灭绝，那么这种道就一天不会改变。泰西的人士谈论道必定追溯到源头是天，然而传承它的，必定要归结到根本是人。如果不先尽力做好人事，也不能祈求上天降福，这其实仍然是关乎人罢了。天道是没有私心的，终归会归于统一。无独有偶，西方学者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有兴趣与敬重，这在郭嵩焘的使西日记中有所记载。郭嵩焘曾记载，理雅各在牛津大学讲解清朝官修典籍《圣谕广训》。理雅各先是用汉文诵读，接着用英文解说。当时有三百名男男女女观众，他们都安静无声。每当讲到精彩之处，这些观众就会一起鼓掌并唱诺。
这些游记表明，近代之时，中西方人士开展了频繁的交流与互访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彼此对双方文明的了解得以增进，并且知识和思想也得到了传播。1853 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对于中国发生的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需以辩证的观点去看待。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且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该文章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名为“两极相逢律”，也称作“两极相联律”。中国近代在“两极相逢律”的意义范畴内，曾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同时，西传的中国文化也对欧洲近代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17 世纪时，笛卡尔曾受到耶稣会士的影响，尤其是利玛窦介绍的中国著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性智慧对笛卡尔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他成为了唯物论和无神论者。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与老子“道法自然”都指向了对“存在”本质的深刻洞察，都试图回归到一种自然而然的本质状态。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脉络此后开始，从莱布尼茨开始他试图将东西方思想结合，接着经过康德、费希特，一直到黑格尔，这直接推动了欧洲哲学领域的革命性变化。19 世纪中叶以后，中西方之间的人员交流更为频繁，杜威、罗素等西方名哲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要在融合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发展新的文明。杜威明确指出：“旧的不一定全是错误的，新的不一定全是正确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有长处也有短处。”需要进行“调和与融汇”。就像王韬在牛津大学的讲座里所说的那样：“如今，跨越重重海洋就像跨越江河一样容易，看待中原地区就像看待内室一样亲近；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两国相互和睦，所以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只希望以后更加增进和睦，共同享受和乐太平的景象。”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0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