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文学巅峰：从世界经典到中国镜花缘与剑侠奇中奇的辉煌
今天，全世界的作家、论家和读者似乎都一致认定，无论何种语言的何种文学，无论起始于多么古老的时期，到了十九世纪，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已经耸立起来了。如果不用“杰出”“伟大”这样的字样来谈论十九世纪的写作，就无法表达人们对十九世纪作家与作品的敬重和喜爱。远走能走遍全世界，当作家、读者、论人在开口讲说文学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对于十九世纪伟大作家的经典都像是能如数家珍一样。他们对这些经典的熟悉程度，用“了如指掌”来形容都觉得词穷。而说就好像鼻孔对呼吸那样熟悉，就好像唇齿对舌言那样熟悉，似乎才是恰当的。
然而谈及人家的十九世纪与我们中文华语的十九世纪之写作情况，若大致翻阅我们的古代文学史，以世纪作为时间的标系，就会发现能够成于十九世纪且值得称道的中国小说有 1817 年的狭邪小说《镜花缘》，还有公案小说《剑侠奇中奇》（成书大概在 1819 年）以及《绿牡丹》（最早的存书是 1831 年）。《品花宝鉴》是在 1837 年出版的。十九世纪的写作大体在此之后戛然收场而止笔。
当时间来到世界文学的十九世纪，我们把目光投向书架。从书架上看到的讯息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 1774 年写成，当时它轰动了整个欧洲，掀开了十九世纪小说的新页，而 1774 年属于十八世纪下半叶；《亲和力》出版于 1809 年，那是十九世纪初。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在 1795 年出版，《傲慢与偏见》在 1796 年出版，这两部作品分别出版于十八世纪末。大仲马于 1826 年创作了《当代故事集》。巴尔扎克在 1830 年推出了小说集《私人生活场景》和《哲理研究》。雨果在 1831 年把他的世纪经典《巴黎圣母院》出版了。狄更斯在 1837 年出版了他的首部长篇作品《匹克威克外传》。夏洛蒂和艾米莉姐妹在 1847 年，分别出版了《简·爱》和《呼啸山庄》。俄国文学在小说创作方面，1830 年时，普希金完成了他的《别尔金小说集》。接着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这部作品创作于 1839 年至 1840 年。然后是果戈里的《死魂灵》，其创作时间为 1842 年。再之后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创作于 1852 年。最后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创作时间在 1863 年至 1869 年。
十九世纪文学之钟的惊天震响抵达此处，伟大写作的世纪峰巅陡然矗立。之后，那些伟大的十九世纪小说家以及他们的小说经典，即便从小说中去掉一个细节、一个人物，都能把文学的土地砸出一个天坑。这些小说经典如星群般闪灼，熠熠生辉。每每出现一位作家或一部经典小说后，随之而来的光辉就会让读者睁不开眼。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仿佛世界上除了文学（小说）以及读者之外，就不存在其他的职业、人事和物事了。而即使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甚至两百年到了今天，我们手捧着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品去谈论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与写作，就好像是手捧着沙砾去谈论高山，抓着一把草芥去谈论林木一样。
我在多年前的一次饭局上，先来到宁静的饭店雅间。之后，见到一位可敬的青年作家比我来得还早。我们握手时，我看见他手里正捧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在认真地读。他察觉到我在盯着他手里的书，然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虽不惊天动地，但却让人终生难忘——
“阎老师，我觉得我们都不配读人家的书。”
这句话让我想起 2003 年，我出版《受活》的时候，在小说的扉页上写了这样几句话：
现实主义——
我的兄弟姐妹哦，
请你离我再近些。
请你离我再远些。
《受活》出版后，在中国文坛引发了关于现实主义的争吵。如今回忆起来，那仿佛是季雨中的几滴水滴。然而，那几句关于现实主义的平常话语，清晰地透露出我对十九世纪写作的一种巨大敬畏感。这种尊崇敬畏感使我很早就陷入迷茫并开始思考，在十九世纪人家创作“人世文学”（人的文学与人之世界之文学）这样的世纪峰作之时，我们的口舌和笔墨在同一世纪的百年里，却仍处于闭门撰写公案、狭邪以及儿女英雄传奇的阶段；并且还局限在文言文和浅白话的古典文学的围墙之内，自得地进行打坐或吟唱。
我们能够从古典文学中说出我们的好胜过他们的诸多好处。然而，单纯地回到十九世纪这百年的小说写作中，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在那一时期的世纪小说比对里，能看到森林的庞大和草芥丛的渺小。看到林成为林、草成为草的原因。在十九世纪的百年前，我们已经拥有了《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巨著和经典。然而，当我们拥有这些小说经典的时候，其他国家早已拥有了《变形记》（奥维德）、《堂吉诃德》、《十日谈》以及《巨人传》等为文艺复兴垫脚的经典小说。
诚心实意地说，在十九世纪我们处于闭门写作的时期，我真的以为如果不是在二十世纪初，伴随着白话运动的兴起和衰落，现代文学轰然兴起，为我们在回头时迅速弥补了十九世纪小说的这一缺失，那么在文学的十九世纪两相比较上，那该是多么巨大的差异啊，就像沙砾与山脉、芥草与林木一样。怀着这种写作者的卑微感和敬畏心，当有机会在香港科技大学讲授文学课程时，我尝试从金字塔下的每一块基石、每一棵草木说起，于是就有了我的新书《十九世纪写作十二讲》中的那些质朴的言语和笨拙的话语。藉此体悟学做木匠需先学会举斧和拉锯，知晓只有通过举斧拉锯才能把一段木头破解开。也借此明白长城的建造，尽管巍峨壮观，却终究要从一块块石头的锻凿、扛运以及清理山脉地基上的浮草虚土开始做起。
《十九世纪写作十二讲》并非他人习学写作的唯一入门书，然而它或许会是一些习学者的起始点。它以剥洋葱般的方式不断地进行说明与证明，即十九世纪的小说写作，最适合成为一个喜爱文学的人在提笔起稿行路时的一个最佳起脚点。它即便不是别人写作的起脚点，也必定是我这样一个面对十九世纪文学的卑微者，向十九世纪写作所做出的一种虔诚畏崇的躬身礼。
一个开门向深邃阔大的世界文学的瞭望口。
2025年1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