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在延安时期法治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与实践经验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重要路线。它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根本工作路线。其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坚决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领导法治建设一直以来的做法和重要经验。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法治建设一直将党的群众路线放在核心地位，从人民的需求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要考量。党的坚强领导下，13 年时间很短。边区政府在这期间高效地出台了 1000 多件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纲领性文件。边区政府逐步构建起了较为系统完备的法治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法治建设实践一直深入地贯彻群众路线。法治建设实践切实有效地保障了根据地人民的民主权利。法治建设实践赢得了边区人民的广泛认可和坚定支持。这对巩固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起到了作用，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并且也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积累了经验。

在立法这个环节，党的政策起到了指引作用，为边区立法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在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及《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一系列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其中，《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把边区政权的三三制原则确定了下来，并且依据这一原则，选举出了边区参议会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在 1942 年完成了乡选举这一工作。随后，三三制原则在其他抗日根据地被实行，这对广泛动员群众以及推动抗战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边区立法给予了有力的保障。党深入地进行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一直坚持扎根于群众、服务于群众的实践路线。1937 年，边区政府成立之后，立刻领导所辖的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普选活动。党的立法过程广泛地吸纳了群众的意见。边区政府在制定每一项法律法规之前，都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工作。同时，还广泛征求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只有当参议会集体中大多数人都表示同意时，这些法律法规才能够得以颁布并执行。

陕甘宁边区的立法实践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毛泽东曾有指出，对于人民权利而言，应当规定所有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以及工人、农民，他们拥有同等的人权、财权，还有选举权以及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68 页）边区参议会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当作立法的核心指导思想。《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对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享有的基本权利进行了系统性规定。同时，以法律形式通过《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确认了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这些条例成为边区政府保障民主的准绳。林伯渠 1941 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要保护各个革命阶级的利益。还要纠正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在法律面前那种虚伪的平等。用真正的、实质的平等来代替它。

在边区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我们党具有创造性地将群众路线与司法工作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并且推行了就地审判以及巡回审判等方式，这些方式生动地体现了司法为民这一根本宗旨。1944 年，习仲勋提出，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时刻把自己的屁股端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不能充当“官”和“老爷”，要“走出衙门，深入乡村”。“马锡五审判方式”切实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可称得上是党领导下司法守正创新的重要范例。他在延安大学作报告时，把这一审判方式精炼地概括为“就地进行审判，不局限于形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紧密联系群众，妥善解决问题”。1943 年的“封捧儿婚姻案”便是这一审判方式的鲜活实践。这些例子充分证明，司法工作如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并与人民群众相联系来进行，那么就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也能够获得无穷的力量。

陕甘宁边区为达成司法服务的普惠性目标，坚持“构建便于人民的司法制度”。明确规定在处理与接收案件时，一切都应以便利人民为主，减少对形式的拘泥。这样做畅通了群众的诉讼渠道，能够有效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切实保障了人民的诉讼权利。《民诉条例草案》的第十二条以及《刑诉条例草案》的第六条，明确规定了口头诉讼具备合法效力。这样一来，人民能够口述自身的案情，而由法院负责制作相关笔录。通过这种方式，免除了被代写诉状的人可能面临勒索的风险。这些规定有效减免了群众的诉讼成本，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民间调解在确定名分、制止纷争以及事情与人心双方面解决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边区民间习惯是通过宗族、邻里、乡里来调解纠纷的实际状况，所以在党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在不断推进立法的同时，还积极去探寻司法变通的办法，大力推动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设以及实施，并且倡导“审判与调解相结合、法庭与群众相结合的审判方式”。1941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乡政府的领导之下，由乡长、自卫军连长以及乡锄奸主任共同组织调解委员会。并且，各个行政村可以由人民自己去选举人民仲裁员和人民检察员，这些人员会参与到人民调解委员会当中进行调解工作。这一举措清晰地明确了人民调解制度的主要实施主体。边区政府接着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从而强化了调解工作的制度性与程序性。人民调解制度不断得到推广且不断深化，调解组织网络变得越来越密、越来越牢，在解决边区社会矛盾纠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法治化进程得以推进，是因为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得到了提升。党把法治教育当作重要的着手点，将基层党组织的动员功能充分发挥了出来。并且，鉴于边区人民的受教育状况，把法治教育融合到了文化教育里面，达成了识字与懂法的双重目的。此外，各级党组织运用多种形式，如报纸、画报、戏剧、快板、歌谣等。这些形式将难懂的法律语言转化为群众喜欢且容易理解的表达，以此向群众传递法治信息。比如，有宣传土地法的《咱们村来了土改工作队》这样的歌谣，还有宣传婚姻法的《反对旧婚姻》等歌谣，它们都深入群众心中，并且广泛流传。

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将群众路线贯彻到具体工作之中。同时，要坚持从严治党，持续纯洁党员干部队伍，积极响应群众呼声惩治腐败，选拔符合人民要求且能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毛泽东曾指出，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起着决定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着伟大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就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6 页）1937 年，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行了慎重且周密的讨论，随后批准了边区高等法院对黄克功执行死刑的判决。党的领导下，边区先后颁布了《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以及《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并且，《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清晰地规定“共产党员若有犯法行为，需从重治罪”，以此将从严治党的司法原则确立了起来。

然而，仅靠惩戒无法完全保障党员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所以，陕甘宁边区一直坚持对党员干部进行深入的教育工作。通过开办司法训练班（党校及党的训练班）、行政训练班、群众工作训练班等这些方式，促使干部系统地学习边区的重要法律法规，持续增强党员干部对群众的尊重以及服务意识。毛泽东在《农村调查》里要求干部们要“甘当小学生”，要在革命实践中“清洗自己的污浊”。同时，他提出必须在党内开展民主生活方面的教育。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党引领边区政府与参议会持续探索对政府的监督方式，先是设定专门的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接着又拓展到辅助行政机关监督，不断地扩大群众参与监督的深度和广度。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得很明确，当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人民拥有用任何方式去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边区贸易局有一位副局长，名叫肖玉璧，他是张家畔税务局长，因私自把边区极为稀少的食油和面粉卖给了国民党破坏队，被群众检举并告发，最终被判处了死刑。在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体系里，党一直保持着聆听群众声音的态度，端正着工作态度，对工作作风进行着改进。在边区的 13 年期间，林伯渠一共收到了一百多封检举控告材料，他全都亲自去回应，亲自去解决，并且亲自去反馈，这充分体现了党对群众意见的重视以及对干部队伍的严格要求。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3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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