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钩沉：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局势与一二九运动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诞生
【党史钩沉】
王建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他所撰写的文章是关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左翼文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对东北及华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到了1935年，日军在天津、张家口等城市连续引发多起事件，并提出了所谓的“华北特殊化”主张，意图以“自治”为名，将华北地区从中国分割出去。彼时，古都北平正处在中日对峙的前线，青年学生群体成为了抗日斗争中最积极活跃的一部分。1935年12月，中共北平市委携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共同策划，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一二九运动的战火中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组织架构，逐步改变了大革命失利后青年工作的被动态势，充分展现了青年群体的强大力量和先锋作用，对于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以及广泛动员青年投身民族抗战的洪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一二九运动的热潮渐渐平息，南京国民政府与北平地方当局对运动进行了镇压和分化。为了保持革命精神的传承，中共北平地下党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人黄敬、蒋南翔、姚依林等，以平津学生群体为基石，精心策划成立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他们深入乡村和城镇，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实现了学生与农民的紧密联合。1936年伊始，宣传队伍自平津两地出发，踏上了前往河北固安等地的徒步征程。在向南行进的过程中，第一、第二团共同组建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而第三团则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然而，进入1月中下旬，由于地方军警的阻挠，宣传团不得不被迫返回北平。为了保留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果实，这两个组织决定合并，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自1937年起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为“民先队”）。
1936年2月，在北平师范大学，民先队召开了成立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宣言、斗争纲领及工作纲要等文件。该组织的政治立场鲜明，旨在团结所有不愿沦为亡国奴的民众，构建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进而推动一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民族革命战争。该组织架构共设四级层级，包括总队、区队、大队以及小队。起初，仅设立于北平与天津两地，总人数大约为300名。北平民先队暂时代理总队部的职能，而第一任的总队长则由敖白枫（也称为高锦明）担任。
民先队成立伊始，便面临着三项关键任务：组织训练、宣传推广以及团队发展。其中，训练工作以军事训练为核心，鉴于武装抗战的临近，队员们高度重视军事理论的学习以及军事技能的锻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作纲要》明确指出：“唯有通过民族革命战争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方能恢复我们的自由”，因此，“军事技术和理论，是我们急需掌握的武器”。曾任民先队总队长的李昌回忆道：“民先队自成立之初便重视发动全民抗战以及掌握军事技术。”民先队的主力驻守在华北的国防前沿，他们深刻认识到，仅凭笔杆子而不握枪杆子，是无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为了提升军事技能，民先总队部设立了武装部门，同时北平市委还特地邀请了军事教官为该队授课。1936年春天，清华和燕京两个大队在西山地区多次组织了行军训练和游击战演练。此类活动属于一种综合性的集体锻炼，旨在将分布在不同学校的青年团体汇聚一堂，通过统一作息、个人卫生、餐饮、交流、歌唱等活动，对队员们的“组织化”生活方式进行规范化，并赋予其“准军事化”的特点，其动员作用显著。每当进行一次演习，都能吸纳一批新的民先队员加入。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王汝梅（黄华），身为民先队员，曾与该校民先队员一同，从东北大学借得一批装备，诸如步枪、轻机枪、手榴弹等，并以此为基础，组织同学们进行了一场实战性质的演习。
在理论学习领域，民先队通过在多所学校秘密设立读书会和社科研究会等组织，传播了一系列进步读物。队员们通过集体阅读和深入讨论，接受了思想理论的教育。此外，民先总队部还陆续出版了《民族解放》和《我们的队伍》等不定期的机关刊物。
1936年暑假，对民先队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总队部特地颁布了《暑期工作大纲》，对各项任务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这其中包括了政治理论的学习，以及军事训练的开展；此外，还组建了歌咏团、话剧团、远足队、旅行团和调查团等组织；举办了露营、行军、爬山和游击战术演习座谈会等活动；并且还学习了诸如驾驶汽车、发送电报等特种技能。在当年的七月，民先总队部于北平西山卧佛寺周边连续开展了两期夏令营活动，每期活动为期七天。这些夏令营的活动安排丰富多样，涵盖了政治理论的学习、准军事的训练以及文艺的联欢等多种内容。参与者主要由北平地区各大高校的学生组成，其中大多数是民先队员或是中共的学生党员。夏令营采用了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其核心目的是对队员们进行集体生活的锻炼与培养。营内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清晨起床后，大家通常选择登山来替代传统的早操锻炼，享用完早餐后，紧接着便是演讲活动，届时会有诸如杨秀峰、张申府、黄松龄、施复亮等知名学者登台，他们讲解时事政治，剖析抗战局势，而总队长白乙化，同时也是军事教官，则会为大家阐述军事理论以及战略等议题。午后时段，我们主要投入到紧张激烈的军事训练中，将队伍分为敌我两方，进行了包括游击战、伏击战、攻防战以及遭遇战等多种形式的军事演习。夜幕降临后，营员们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关于政治理论的热烈讨论，并精心排练了反映抗战救亡主题的戏剧。此外，我们还发放了《行军日报》等资料。
民先总队部强调，队员们应把握暑假返乡之机，在各地积极组建民先分队。即便身处北平，队员亦需借助自身社会关系，广泛开展救亡宣传活动，以壮大队伍。返乡的队员们或亲自行动，或通过通讯手段，在本地搭建起民先组织的框架。至秋季开学前，上海、武汉、西安、广州、南京、成都、济南、唐山等城市纷纷设立了民先队分部，甚至远至巴黎、东京，也有“民先”队员的身影显现。一些外埠青年救亡团体也来到北平，请求与民先总队部建立联系。
二
民先队是由中共北平地下党员和共青团员共同发起组建的，并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民先队中，北平市委设立了党团组织，黄敬同志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民先队的各级组织不仅服从上级组织的指导，还需接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分队及以上干部的选拔工作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我党在民先队内部精心挑选积极分子，经过考察后将其吸纳进党组织。在当时的国统区域内，民先队未能公开展现与中共的紧密关系，于是，他们持续对外声称自己是一个无党派背景的抗日救国组织，刻意削弱了政治派别的特征。
自1936年下半年起，民先队的影响力已从平津地区蔓延至全国十数个省份，这一迅猛的发展势头促使我党开始严肃思考其在组织中的角色定位、工作方式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彼时，中共的青年团在国统区屡遭破坏，团员人数锐减，而民先队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承担了青年团的部分职能。因此，在1936年8月，中央书记处向北方局发出指示，强调团组织应努力实现“青年化、群众化”的目标，并建议采用“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名称，以此确保公开或半公开的状态，从而能够吸引受到各阶层、各党派影响的广大民众参与（《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张闻天，中央工作的主持人，向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发出信函，指出：“我们当前需采用各式各样的公开名义来组建青年群体。诸如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样的组织，本质上属于此类性质。”（《致刘少奇的信》，《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刘少奇等同志随即着手进行相关工作，随后北方局颁布了《关于青年团的决定》，规定以民先队为首的一批青年组织应积极参与民族解放事业，青年党员需主动加入这些团体，并力争在领导层中占据重要位置，进而发挥积极作用。北方局的规划为中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随后迅速制定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中共各级组织应将民先队作为重要载体，主动深入到各个阶层的青年群体中，以期完成民族解放这一伟大使命。
到了1936年年末，民先队成功构建了遍布都市乡村的救亡网络，仅以北平为例，人数从最初的300人增长至2300多人，全国性民先组织的成立条件日趋完善。在1937年2月6日，民先总队于北平举办了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18个地方队部的24位代表参与其中，他们代表了当时全国大约6000名的民先队员。大会决议，于“民族解放先锋队”前增缀“中华”两字，正式命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明确指出，该组织系一“民众救亡的先锋团体”，同时亦为一“实行高度民主集中制的半军事性质队伍”。
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翌日，民先队迅速洞察到：此次冲突的分量极为沉重。日方明显意图通过制造小规模冲突，进而将其升级为重大事件，进而占领平津，进而占领北方。在1937年的此刻，难道又要重演一场“九一八”吗？因此，我们号召所有队员立刻启动全面动员，“我们必须展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冷静来面对挑战，绝不能慌乱，绝不能胆怯，绝不能浪费哪怕一丁点的时间，绝不能错过任何微小的机遇，在面临巨大困难时，要成为真正国民先锋队的楷模。”（《民族解放先锋队紧急通告总动员》）。七月末，平津地区陷落，总队部向所有队员发布了指令：“立即前往前线，加入军队，投身军事院校，或是航空学校！”（《三年来的民先队》）进入九月，总队部将办公地点从北平迁至太原，太原沦陷后，又撤退到临汾，随后又转移到了西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民先队成员们投身于各个抗日战场，融入了广大工农群众、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行列。在平津地区，队员们主要分为两大群体。其中一部分坚守华北，加入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伍；而另一部分则奔赴全国各地，继续将一二九运动的抗日救亡精神传承下去。在河北省，杨秀峰带领一批平津及保定地区的流亡学子组建了抗日游击队，在太行山区展开了战斗；而在山西省，薄一波领导的新军与同盟会的英勇牺牲者，使得太原城成为了华北学子前往抗日战场的关键中转地；至于山东省，南下队伍的部分成员与济南的学生们共同组成了山东纵队，他们后来与八路军东进部队成功会师，并在鲁西北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众多南方的青年救国团以及抗日先锋队，其领导核心多由民先队的骨干成员担任。在1938年4月1日，民先队的总部于西安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临时代表大会，来自各地的注册队员人数超过三万。
民先队的兴起、成长以及壮大，与日本侵华战争的进展、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以及抗日战争的整体态势紧密相连。随着抗日战争逐步进入相持阶段，中共领导的青年运动逐渐从国统区转移至各个抗日根据地。1938年11月，鉴于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撤销民先队，集中力量推动各地青年救国会的建设，从而使民先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作为一二九运动的关键成果，同时也是该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其诞生不仅将一二九运动所取得的斗争果实以较为稳定的组织形态保存下来，而且代表了平津学生为华北救亡事业所进行的创新尝试，同时也对之前学生运动中显现的松散状态进行了调整与深入探索。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历经一二九运动的洗礼，队员们投身于各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他们完成了从“握笔”到“持枪”的角色转变，锻造并锻炼出了一批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为敌后抗战和党组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人才支持。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0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