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联合声明发布后，追随美对华政策的印度傻眼了

学者：中美经贸联合声明之后 印度又傻眼了

5月12日，中美在日内瓦举行的经济贸易对话公布了联合声明，显著下调了双方的关税壁垒，标志着中美贸易磋商达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然而，对于一贯支持特朗普对华立场且近期遭遇印巴冲突打击的印度而言，这一消息显然并非喜讯。该文最初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

5月12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贸易代表格里尔共同举办了一场面向媒体的通气会，相关活动的视频截图得以公开。

文/毛克疾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2024年，中印两国领导人“破冰”会晤，边境局势逐渐平息。进入2025年3月，两国均对双边关系给予了多年未有的正面评价，中印关系一度出现回暖迹象。许多长期搁置的中资项目在印度也传出了重启的信号。但到了4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实施“对等关税”，全球局势再次变得扑朔迷离，中印双边关系亦随之陷入动荡。

4月7日，印度商业与工业部长戈亚尔公开发表言论，指责中国以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扰乱了全球经济秩序。紧接着，在4月11日，戈亚尔再次强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导致当前全球贸易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特朗普实施的关税政策表示赞同，认为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且对全球有益，同时也为印度推动外贸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明确指出，“所谓的‘中国倾销’在印度引发了广泛的愤怒情绪。”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表态暴露出莫迪政府急于站在特朗普所提“对等关税”一边的立场。此举使得中印关系再次陷入深重的阴霾，阻碍了原本逐渐回暖的中印产业经济合作进程。尤为严重的是，正如过去错误地将2020年跨国企业“中国+1”趋势视为印度战略机遇一样，莫迪政府可能再次因对特朗普所谓“对等关税”的误判，而失去发展的宝贵机会。

印度高估了美国的力量，低估了对美平衡的力量

面对特朗普所提出的“对等关税”措施，印度国内的智库、学术领域以及媒体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乐观派人士指出，印度的药品和服务的出口业务并未遭受损害，并且印度对美国的出口关税比率低于越南和孟加拉国，更不用说受到特朗普政府重点打击的中国了。面对中国的巨大压力，中国可能会寻求与印度展开合作，这将为印度带来新的机遇。因此，只要印度能够与特朗普政府保持紧密关系，就有可能取得胜利，甚至可能从中国手中夺取关税战中的最大利益。

悲观派人士坚信，“对等关税”可能将经济全球化推向终结，印度无法像中国那样通过生产和出口获取丰厚的西方市场利润，反而需要承受与我国相似的美国关税制裁。他们赞同苏杰生对“西方厚待中国而薄待印度”的抱怨，认为美国是左右印度发展命运的关键力量。他们渴望通过指责中国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以期获得美国的关税豁免，甚至从中谋取利益。

值得关注的是，不论是持乐观态度的一方还是持悲观态度的一方，在本质上都过分估计了美国的影响力，同时低估了中国及其他经济体对美国形成制衡的能力，还错误地预测了这两股力量对比的未来走向。这一现象正是为何戈亚尔、苏杰生以及防长拉杰纳特·辛格等莫迪政府的高级官员，都对华采取了强硬立场的缘由。正如印度政治评论员普拉纳布·达尔·萨曼塔所指出，每一次的动荡都可能是新兴权力核心崭露头角的时刻，他们或许期望在“特朗普混乱”的背景下，与美国紧密合作，同时对中国进行制衡，以此帮助印度在战略外交和产业经济领域获得更多利益。

印度各部门积极响应高级官员的立场，近期动作频频。比如，印度国家标准机构对美国关于汽车配件、合成纤维和化学品的担忧作出回应，特别放宽了相关质量控制规定（QCOs），然而对中国商品仍维持最严厉的质量监管。另外，尽管印度对美对印钢材和铝材加征关税一事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但仅保留了进行“程序性”磋商的权限，旨在避免矛盾激化，不激怒美国。

此外，印度贸易救济总局或许正在策划一项新的、针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更有甚者，莫迪政府想方设法与美国达成了初步的贸易协议，实际上这已经对我国的贸易环境构成了包围和孤立的态势。

在2024年，美印双边贸易规模攀升至1292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印度的出口额为418亿美元，而自印度进口的商品价值高达874亿美元，这一状况使得美国在商品贸易领域出现了457亿美元的逆差。

所谓“对等关税”是机遇？印度未看清其中风险

印度之所以将所谓的“对等关税”看作是机遇，原因之一在于其对美国的出口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而iPhone等低本土附加值产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原因之二，印度自认为并非“对等关税”的主要针对对象，并且能够借此机会与美联合，对华施压，从中获利。

印度经济学家苏尔吉特·巴拉，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他明确指出，“对等关税”的真正意图并非是为了平衡贸易逆差，而是针对中国进行打压，这被视为印度难得的战略良机。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设想不仅严重低估了“对等关税”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也过分高估了印度在这场博弈中的胜算。

莫迪政府对所谓“对等关税”给印度带来的破坏估计不足。

印度所设想的优势恐怕难以变为现实。即便中国不得不让渡部分市场份额，制造业实力更胜一筹的越南、马来西亚，以及与美国关系更为紧密的加拿大、墨西哥，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协商手段，确保自己在贸易条件上超越印度。

其次，印度在服务出口领域可能面临严重打击。若美国经济出现波动，印度的IT服务等核心产业无疑将首当其冲，承受巨大冲击。

第三，印度正承受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每当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外资往往会率先从高风险的新兴市场撤出，这导致印度承受着巨大且持续的资本外流压力。再者，由于中国产品在美国遭遇障碍转而流入印度，以及全球需求的缩减，印度企业的盈利空间可能遭受严重压缩。

莫迪政府对于印度在所谓“对等关税”问题上的胜算估计过高。鉴于印度和美国都对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感到不满，并且对中国崛起持有疑虑，莫迪政府很容易陷入特朗普式的思维模式，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信心。比如，特朗普曾声称“进口越多，谈判时的议价能力就越强”——鉴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超过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量，因此美国的谈判地位要优于中国。按照这种逻辑，印度在面对中国时似乎也拥有相同的优势。

然而，这一观点在实际情况中并不准确。若将逻辑推向极端，中国作为贸易顺差国，若停止贸易往来，其损失的是销售所得，调整起来相对简单；而印度作为贸易逆差国，在国内难以以相同价格获取商品与服务，调整起来则较为复杂。毕竟，跨国转移制造业产能的难度远超寻找替代订单。

2024年9月，一场火灾在印度塔塔电子公司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iPhone零部件制造工厂中爆发。

印度可能再次错过发展良机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印度两次未能把握住“制造业崛起”的宝贵机遇。起初，在21世纪的初期，随着中国低端制造业因成本要素的压力而向海外转移，印度却将重心放在了服务业上，对此变化毫无察觉。而第二次，则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与新冠疫情的叠加效应，促使跨国企业寻求“中国+1”的替代方案，尽管印度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印度鉴于对“外资借机进行掠夺性收购”的顾虑，发布了《2020年第3号新闻公告》（简称PN3），对来自周边国家的投资实施了全面封锁。同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后，莫迪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禁止了数百款带有中国背景的移动应用。此外，印度税务机关对在印度的中国高管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在印度对中资企业进行全方位压制的情况下，尽管印度方面自诩为“中国+1”的最大赢家，然而最终的实际成效却显而易见。

特朗普如今再度举起关税的利器，印度迎来了第三次机遇，然而，此次能否成功把握机会，目前看来似乎希望十分渺茫。

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政治正确”持续对印度的经济理性造成扭曲。目前，印度尚未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否应当与中国展开合作？通过观察戈亚尔等高级官员的言论，我们可以发现，“看好中国失败”和“唱衰中国”才是印度所倡导的“政治正确”。在莫迪2月访美遭遇挫折、陷入困境的短暂时期，印度方面才愿意认真思考如何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特朗普一旦宣布所谓的“对等关税”，印度便急切地效仿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尽管从经济理性角度分析，中印两国合作越紧密，印度抓住机遇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印度国内的政治环境却阻碍了这一前景。正如自2020年以来所发生的情况，若印度对中资企业和中国人才持排斥态度，即便中国产业在美方的压力下对外转移，印度也无法从中获益。这不仅是印度的经济智慧问题，也是其政治勇气问题。

传统政策的限制难以突破。印度坐拥全球最大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然而其出口产品却以资本密集型为主，这一现象反映出印度经济要素存在严重扭曲，进而导致其无法充分发挥最大的比较优势。在前两个任期内，莫迪尝试推动用工、用地、农业等领域的改革，但实际效果与预期相去甚远。莫迪政府将错综复杂的劳动法律体系合并为四大法典，然而由于缺乏具体的实施细节，改革进程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取得的成果并不显著。在莫迪的第三任期内，他依赖联合政府进行执政，改革所依赖的动力可能将进一步减弱。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印方高层有意与我国开展产业经济合作，但许多长期束缚印度制造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并不会自行消除，印度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依旧充满挑战。

第三点，域内各国之间的生态位竞争非常剧烈。鉴于印度对中国实施限制性政策以及印度国内改革的负面影响，众多中国企业即便有意“走出去”，也倾向于绕过印度。这主要是因为它们难以从印度政府那里获得外商直接投资许可和印度签证，同时面临印度严格的合规审查，并且不愿承担将利润汇回国内所伴随的巨大风险。印度对中资实施封锁之际，一条供应链网络正从我国延伸至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地区——孟加拉国担当服装生产的重任，越南专注于消费电子产品的制造，印尼负责电池及精炼产品的生产，而马来西亚则承担着汽车制造、芯片服务以及电子制造服务等任务。面对美国所提出的“对等关税”，我国及越南决定共同签订一份关于产业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标志着此类合作协议在历史上首次诞生，并且未来有望进一步推广至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家。这一举措暗示着，印度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可能会遭遇更加激烈的生态位竞争，其发展空间也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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