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出台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治理方案，明确两大目标

陈碧/文，根据《甘肃日报》5月12日的报道，甘肃省的省委办公厅以及省政府办公厅近期批准了《甘肃省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为全省设定了两个具体目标：首先，目标是到2025年年底，农村地区彩礼的倡导性标准能够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从而显著减轻农民在婚嫁方面的负担；其次，到2026年年底，农村的整体风气将得到明显改善，而婚事新办等文明风气也将变得更加深入人心。5月7日，甘肃省成功举办了针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全面治理工作专题会议。

《方案》所提及的倡导性标准，系指甘肃省规定，至2025年6月之前，各县级党委与政府需依据该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并考虑当地的风俗习惯，来制定相应的彩礼规范。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彩礼问题，亲自介入表示关切，这充分表明该问题关乎农村群众的基本生活。彩礼问题主要体现为：彩礼金额过高，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农村地区因婚借贷、因婚陷入贫困的家庭数量逐年增多；此外，越来越多的离婚案件也与彩礼债务密切相关。

在现实操作中，彩礼退还的诉讼案件多涉及女性，这背后隐含着对女性的指责：她们被描绘成虚荣、趁机敛财、懒惰且贪婪的人。高额彩礼所带来的问题，包括女性在配偶选择上的受限、离婚时的束缚，以及新家庭可能存在的稳定性隐患。高额彩礼对女性形象的负面影响将波及全体女性，并且这种影响还将蔓延至教育、就业、政治以及经济等多个领域。

舆论焦点反映出这种影响。在“大同订婚强奸案”中，有人觉得高额彩礼使得婚姻关系带有交易性质，支付彩礼即等同于获得了性权利。这一观念正是导致行为人产生错误认知的根源。农村男性青年在择偶方面面临的困境并未促进女性地位的提升，反而，彩礼的上涨加剧了女性的商品化倾向和对女性人格的贬低。

采用法律措施是应对高额彩礼问题的关键方法之一，为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颁布了《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相关问题的规定》，为处理彩礼纠纷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并确立了同类案件统一的执行标准。判决“订婚强奸案”时，明确指出彩礼并非性同意的象征，法律决不会因婚约或彩礼的存在而对性暴力行为姑息迁就，任何以“风俗”为理由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从长远角度考量，仅凭法律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若要使彩礼回归其合理范畴，还需借助道德教化、社会宣传等多种手段。

谈及道德教化，便衍生出另一议题：彩礼是否属于个人私事？若属私事，自当有其个人理由，例如彩礼体现了个人对配偶的挑选标准；彩礼有可能减少男方出轨或离婚的风险；甚至可将彩礼看作男方预先支付给女性的家务劳动及育儿工作的报酬。彩礼并非单纯私事，它关联到性别比例、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与社会习俗和传统思想紧密相连，亦与性别平等和婚姻自由息息相关。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限制高额彩礼，保障个人生活的尊严，并在民间文化中深入人心地推广性别平等的理念。

甘肃省的《方案》选择了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以县级单位作为主要的治理基础，确立了“限制高度”和“减轻负担”的治理目标，并设定了在两年内实现减轻负担的预期。这种行政干预可能会受到部分民众的欢迎，但很难对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公众认知产生根本性的改变。若“娶媳妇必须花钱”这一观念不得到扭转，“倡导性标准”很可能会沦为最低标准。道德的培育和价值观的传播需要一段时日，并非凭借一纸条例就能迅速实现。因此，针对高额彩礼问题，可能并非简单地设定上限，而是应当提升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引导公众作出更为理性的选择。此外，我们还应关注，在实施过程中，如何避免基层政府在追求目标时出现偏差。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普法与道德教化均面临着相似的困境：我们渴望改变陈旧的民间习俗，然而面对公众关注的农村养老和社会保障问题，却显得力不从心。在深远的集体历史背景和人们真实生活的映照下，我们的努力显得颇为浅薄，然而责任重大，道路漫长。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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