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热议高额彩礼治理，石炳启代表推动低价彩礼改革实践

全国两会之时，高额彩礼的治理会成为代表委员们所热议的话题。在今年，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再度将这一话题带到了两会之上，与之相关的词条迅速攀升至热搜位置，引发了公众的讨论。

彩礼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政策层面也早已采取了行动。自 2021 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5 年提及高额彩礼，多个部门把它当作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关键之处。比如民政部先后推出了两批总计 32 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石炳启所在的河北省河间市属于首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之一。

石炳启除了是人大代表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炳启介绍，在大庄村推行低价彩礼的这六年时间里，结婚的 23 对新人都选择了低价彩礼。对于何谓低价彩礼、低价彩礼能否落地以及这样的改革能否进一步推广等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对石炳启进行了采访。

石炳启

面子文化

《中国新闻周刊》询问：你在两会期间连续三年都提交了关于彩礼的建议，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呢？

2018 年退休后石炳启回到家乡大庄村任职。他发现村里婚丧嫁娶存在攀比之风且愈演愈烈，其中高额彩礼问题格外突出。彩礼金额一般在 18 万到 19 万元之间，最低也有 8.8 万元。他们村主要以种植蔬菜和树苗为农业生产，当时人均年收入约为 1.8 万元。我发现，有些家庭经济状况越困难，彩礼的金额反而越高。其中有个别家庭的要价甚至达到了 30 万元。

不少村民反映彩礼的金额过高，他们需要攒钱多年才能够勉强做到不负债娶亲。更为严重的是，因借债结婚而引发的家庭矛盾时常出现，有些家庭在娶了媳妇之后，债务还没有还清，家庭就已经破裂了。这些年来，我对 200 多个村庄进行了调研走访。在这些村庄中，高额彩礼的现象相当普遍，大约占了 50%。各种问题让我明白，倡导低价彩礼并且遏制高额彩礼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询问：从你所做调研的情况去看，高额彩礼现象形成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石炳启称，彩礼数额呈现走高的态势。一方面，这与男女比例失衡存在关联；另一方面，经济水平的提升以及生活成本的提高也对其产生了影响。然而，归根结底，彩礼数额走高与面子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乡村社会中，彩礼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部分人觉得，彩礼的数额越高，自身的面子就越大。农民的一生主要围绕着两件事展开，一是盖房子，二是娶媳妇。一些男方家庭尽管对高额彩礼感到反感，然而却常常因为社会风气的压力，陷入攀比的境地，他们认为别人家给出的彩礼多，而自己家给出的少，就会觉得面子上不好看。

彩礼由此变成了两个家庭之间的“实力较量”。有些男方需要通过彩礼来“撑门面”，以此证明自身的经济实力；而有些女方则会把彩礼当作衡量优秀程度的尺度，用来“证明身价”。

如何推动低价彩礼落地？

《中国新闻周刊》询问：从你的经验角度来讲，推行低价彩礼这件事能够行得通吗？村民对于推行低价彩礼的接受程度又是怎样的呢？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呢？

石炳启称，在推行初期，有一些家庭对降低彩礼这件事存在抵触情绪。许多村民觉得彩礼属于家事，村里不该插手。并且，有些家庭一旦听到村干部登门进行劝说，连面都不想见。

河间市某村有一对年轻人，他们已经同居了六年。由于女方家庭坚持要 30 万元彩礼，而男方拿不出这么多钱，婚事就一直被拖延着。女方所在村的书记多次去男方家都吃了“闭门羹”，之后找到我，希望我能出面帮忙做工作。女方父母一听说我们要过去，就认为是男方搬来村干部施压，是要把家丑外扬，于是当即打电话给男方，说两人要“吹了”，无论我们怎么劝说，他们都不愿意见面。

我再三强调我并非受男方委托，原因在于市里推行移风易俗政策，需要入户进行宣讲。在这之后，他们的态度才略微有所松动，开始愿意让我进入屋内。接着，女方给我递茶时不慎将茶打翻并烫伤了我，她感到十分不好意思，现场的氛围这才得以缓和。我抓住这个时机讲解政策，并承诺如果他们愿意降低彩礼金额，我作为村支书将会为两个孩子主持婚礼。女方最终点头了，同意降低彩礼。这样，两个年轻人的婚事就能够顺利进行了。

村民过心理关并非易事。有些村民觉得彩礼降得过低，会让女儿显得不够尊贵；还有些村民认为前些年儿子结婚时给了高额彩礼，而女儿出嫁却要低价彩礼，心理上不平衡。我们反复地阐述道理，最终让他们明白，一旦低价彩礼的风气形成，受益的不只是这一代，以后大家都会成为受益者。

《中国新闻周刊》询问：你曾多次提及面子文化，那么面子文化在高额彩礼的治理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石炳启称，乡村的熟人社会注重“面子”与“人情”，高额彩礼通常是为了“撑面子”。倘若直接进行强行干预，不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还容易引发反感。所以，我们运用了“以面子来制衡面子”的策略。

我定了一个规矩，对于低彩礼家庭，我会去主持他们的婚礼，并且会报到市里，让他们参加集体婚礼，市领导会为他们颁发证书。在乡里乡亲中，大家都讲究“有头有脸”，有领导见证这种情况，荣誉感提升了农村家庭对低价彩礼的认可度。

我们会把低价彩礼和荣誉激励机制相联系。把低彩礼的男女青年归入村里的“积极分子库”和“榜样库”，给他们授予“婚俗改革先进家庭”的牌匾，这样他们不仅能得到“面子上的肯定”，一些福利政策还会对他们优先对待，帮助他们创业致富。

如果知道有哪家要了过高的彩礼，并且多次沟通后仍不愿意降低标准。当他们在红白喜事上邀请我出席时，我会以处理村里事务或者去学习开会为理由而拒绝，不会去参加。这样既没有村干部见证，又容易在乡亲之间留下“屡劝不听”的名声，从而丢了面子。

久而久之，村民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彩礼越低越光荣。

《中国新闻周刊》询问：在推动低价彩礼的进程里，你们觉得主要的困难和阻碍分别是什么？并且你们采取了哪些相应的应对办法呢？

石炳启指出，在移风易俗工作里，相较于红白事的大操大办，彩礼问题确实更为复杂，它牵涉到家庭的经济状况、人口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所以不能仅从一个方面发力。

要明白，彩礼属于民风民俗。它所受影响并非局限于一个村或一个镇，很可能会辐射到一个县乃至一个市。就拿我们河间市来说，市委和市政府组建了由三级书记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以此来统筹推动移风易俗工作。各个部门需要发挥出相应的职能作用，比如文明办负责解决大龄未婚青年的婚恋问题，人社部门开展技能培训，纪委监委等部门对服务市场进行整顿，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

村里必须立规矩，彩礼改革要通过村规民约和群众自治等方式来实现。在我们村，低彩礼被写入了《村规民约十要十不准》，规定彩礼不能超过 6 万元，这个金额是广泛征求村民代表意见后定下来的。去年 5 月，我们村通过民主程序，把彩礼上限又降低了 1 万元。

仅靠一个村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彩礼问题具有区域性特点，倘若一个村推行低彩礼，然而周边村镇依然坚持高价彩礼，那么政策就难以得到有效落实。所以，我们市在 2021 年组建了涵盖 9 个乡镇的红白理事会联盟，并且依据经济水平以及实际风俗习惯协商确定了低价彩礼的标准。

这几年间，大庄村也摸索了一套方法，我们称作“五部曲”。

首先要组建队伍，将红白事纳入村“两委”班子的管理范畴。书记兼任红白理事会的会长，两委班子成员成为红白理事会的成员。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避免因家族人情关系而产生的干扰。

第二步是制定规矩。全体村民大会对《大庄村红白理事改革管理办法》进行了审议并制定。该办法明确规定了礼金、宴请的标准等细节。比如，每桌宴席的费用不超过 350 元，酒的价格不超过 30 元一瓶，烟的价格不超过 10 元一盒。有了这样的规矩，大家就清楚该如何去做了。

第三步是进行宣传工作，通过张贴公告的形式来宣传低彩礼的理念；通过大喇叭广播的形式来宣传低彩礼的理念；通过召开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宣传低彩礼的理念；通过举办文艺节目等形式来宣传低彩礼的理念。

第四步是实施行动。理事会成员会对男女双方从谈彩礼一直到完婚的整个过程进行跟进。无论是谁家娶媳妇还是嫁姑娘，我都会前往登门做工作。如果一次不行，就进行两次；如果两次不行，就进行三次，一直到把彩礼降下来为止。

最后一步为“总结评比”，每一个季度进行一次评比，到了年底则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评比。在大庄村，践行低彩礼的家庭能够获得相应的奖励，这些奖励包括荣誉表彰以及政府福利方面的待遇支持。

这套五步走的方式使得大庄村逐渐形成了低价彩礼的氛围。在过去的六年里，结婚的 23 对新人都选择了低价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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