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学书者习隶书多取法汉碑简牍清隶，唐隶石台孝经碑亦为经典
目前，众多学习书法的人士在模仿和研究隶书时，多倾向于参考汉代的碑刻、简牍以及清朝的隶书作品。然而，近年来在全国性的展览中，一种被称为“展览体”的书法风格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种风格对汉碑进行了大胆的改造，使得书法作品呈现出夸张和变形的特点，这引发了部分人士的质疑和讨论。在书法发展的长河中，唐代隶书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它继承了汉魏隶书的规整与精细，开启了清代隶书的灵动与多变，同时亦展现了盛唐时期的雄浑大气，堪称我们学习隶书的典范之作。
《石台孝经碑》拓本（局部）
唐朝隶书艺术复兴时期，涌现出众多隶书大家，起初是唐玄宗李隆基凭借帝王身份引领潮流，随后又有蔡有邻、史惟则、韩择木以及李潮等馆阁书法家推波助澜，一时间形成了壮观的景象。在众多唐隶佳作中，最为著名的是李隆基亲自挥毫、撰写序言并加以注释的《石台孝经》，对研习唐隶具有典范性的价值。《石台孝经》目前收藏于陕西西安的碑林之中，其上建有碑亭，亭额由林则徐题写“碑林”二字。这块碑石矗立在西安碑林的中轴线上，正居整个碑林的中心地带，被誉为“碑林第一碑”。在央视《国家宝藏》第三季的节目中，西安碑林博物馆从馆藏的数千方历代碑刻精品中，特别推荐了《石台孝经》，这充分展示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精湛的书法技艺。
《石台孝经》镌刻于唐朝天宝四年（745年），碑体由四块青石环绕着一块正方形的中心石柱构成，四面都镌有文字。碑顶设有方形碑首，上面刻有卷云和华盖，象征着苍穹，顶部设有九宫格，每个角落都绘有山峰，象征着五岳中的四岳，而中岳则被中央的石柱所替代，寓意着帝都长安。碑底坐落在三层石台基座之上，因此得名《石台孝经》。碑座周围雕刻着双狮和蔓草图案，气势非凡，象征着广袤的大地。正中央的石碑巍然耸立，上面刻有孔子所著的儒家经典《孝经》，蕴含着盛唐时期孝道永存于天地间的深意。此碑整体高度达6.2米，在碑林中堪称规格之最，其独特的形制设计也使其成为皇家巨制中的佼佼者。《石台孝经》碑顶之上，镌刻着唐肃宗李亨所题写的“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十六字篆体，分为四行四列，字体线条流畅，姿态优美，乃李亨太子时期的作品。碑文四面俱全，正面前端为李隆基撰写的《孝经序》，后端至第四面，则是《孝经》正文、玄宗皇帝的注释，以及国子祭酒为孝经台所上呈的奏章、李隆基的批复等，统称为《御注孝经》。《石台孝经》全文共计五十行，其经文以大字呈现，注文则以小字书写，这两者均出自李隆基的隶书之笔。紧随其后的表文则采用楷书书写，而批答部分则是李隆基的行书作品。明代学者赵崡在评价《石台孝经》时说道：“开元年间的皇帝书法与《泰山铭》相媲美，对历史的润色恰到好处。其笔力老练而丰腴，美不胜收，‘如泉涌出凤凰，海中吞没鲸鱼’的形容并非夸张之言。”李齐古的表文，其行书亦颇具韵味，与诸臣的名字一同被刻录，字体并非草率而成。尤其是那些行押数十字的作品，更是豪放而令人愉悦，由此可知前代帝王对书法的重视程度。观察其隶书，其笔势犹如飞动，丰腴而美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审美特色。唐玄宗以帝王之尊，将心血倾注于隶书创作，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自信而熟练的书写风格。其笔势如泉水涌出凤凰，又如大海吞没鲸鱼，每一笔每一划都彰显出盛唐书法的宏伟气势和宏大格局。
学习创作《石台孝经》和唐隶书法，学习者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布局的安排。在唐隶的形态上，与汉隶相比，存在显著的尺寸差异。我们熟知的东汉碑刻，其高度通常在两米上下，最高者一般不超过三米，例如《鲜于璜碑》高达2.42米，《张迁碑》则约为2.9米。唐隶作品往往宏大壮丽，如《石台孝经》碑高达6.2米，李隆基所书的《纪泰山铭》更是巍峨耸立，高达13米。碑上隶书字体粗犷，最大者直径约20厘米，远超汉隶数倍，气势恢宏。窦臮在《述书赋》中对唐玄宗的书法赞不绝口，形容其“开元应乾，神武聪明”，书法风格“风骨巨丽，碑版峥嵘”，其笔力犹如泉涌凤凰，墨迹如海吞鲸。此言揭示了唐隶书法的独特风格，堪称“气势雄伟，碑刻峻峭”，汉隶在这方面无法与之匹敌。临摹唐隶时，学习者需首先摒弃平日习字的常规尺寸，刻意放大单字的直径，以大见长；其次，在布局上需吸收精髓，有所取法，确保篇章布局规整统一，行列清晰，书写时尽量填满格子，远观宛如布阵，密密麻麻，庄严肃穆，秩序感需强烈且充沛，方能准确把握唐隶的布局特色。
再者，唐隶书法在笔力与韵律方面颇显重要。人们常评价唐隶书法“姿态柔美”“笔触丰腴”，却忽略了它在审美上的质朴与拙朴。然而，一旦你走出书室，放下手中的字帖和拓片，亲自前往西安碑林观赏《石台孝经》的石刻，或是登上泰山远眺《纪泰山铭》的碑刻，便会清晰感受到唐隶书法对骨力的极大重视。字迹清晰可辨，笔画刚劲有力，骨力透纸，运笔如蚕头燕尾，其节奏感强烈，波折间的字势生动，神采奕奕，足以让人流连忘返。这种视觉上的震撼，唯有亲自观摩、临摹原碑，方能深刻感受，绝不能盲目随从，失去个人审美判断。这一点，在我们临习书法时，尤其需要加以重视。洞察刀刃之锋，方能领悟唐隶的临习精髓，实现形态上的精确模仿与神韵上的气韵相通，从而为后续创作奠定坚实基础。在唐隶的学习历程中，容易出现宋代米芾所说的“肥胖而俗气”的现象，对此，在掌握了一定的章法与用笔技巧之后，应当在线条的质感提炼上多下功夫。唐隶的线条应当显得沉稳有力，字形需紧凑而不散，不应单纯追求线条的平滑，以免书写显得轻浮，丧失了书卷气。在运用中锋行笔时，可以巧妙地运用绞转笔法，力求达到如同千年枯藤般的老练与凝重，这样才能克服唐隶过于丰满和柔媚的弊端，进而对书法审美进行有效的调节。
启功曾对唐隶作出评价：“在汉隶的基础上开拓新径，力求达到新的艺术效果，这无疑是一种创新之举。”隶书在盛唐时期在书写方式和艺术风格上实现了突破和创新，这些成就对于我们今天隶书的创作具有借鉴意义和规范作用。丛文俊指出：“唐人对隶书的审美，是一种从内到外、集体性的理想和艺术追求，同时它也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关注。”《石台孝经》不仅具有书法艺术价值，更是唐代对中华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孝道文化的生动展现。古人坚信“金石永存”，因此将《孝经》的正文以及玄宗皇帝亲自撰写的御注，镌刻于石碑之上，并立于石台之上，以此实现教化民众和端正人心的目的。中华民族的“孝”文化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石台孝经》不仅书法艺术精湛，更蕴含丰富的人文历史价值，其中所体现的“孝道”理念，更是我们应当持续学习的宝贵财富。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1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