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修延：江西杰出学人，叙事学研究成果丰硕
学人小传
傅修延是江西铅山人，1951年在江西南昌出生。他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也是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1977年他考入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1979年被破格录取为该校中文系研究生，之后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还获得扬州大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做访问学者，他曾任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还曾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创作了《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创作了《中国叙事学》，创作了《听觉叙事研究》等等之类的书籍著作等，且担任“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丛书的主编工作 。
作者：陈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西省作协副主席）
在华夏古代往昔历程当中，江西一度是人文繁茂兴盛之所。然而步入近代之后，赣鄱这片大地也历经了诸多的艰难困苦。可是物产丰饶且天然条件优越的地方，人才众多且钟灵毓秀的所在，一向都存在着志向远大同时又能够切实立足实际的人 ，拥有充足的耐心并且具备十足的毅力，始终坚持毫不松懈，勇敢无畏地奋勇前行，不辞辛劳地努力耕耘劳作，最终收获了累累的成果。傅修延就是这类江西人群体的典型代表 。
傅修延
傅修延被提起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叙事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傅修延从多伦多大学访学回来后，出版了叙事学处女作《讲故事的奥秘》，那时叙事学不像现在这么火红，还被一些惯于把“叙事”和“抒情”并列的人当作故弄玄虚，但傅修延没在意这些，因为判定一门学科能否成立，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契合时代与现实的需求，如今叙事学已成为一种被普遍应用的跨学科理论，这表明了他的先见之明。
也许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全面理解傅修延叙事学研究具有的意义以及价值。傅修延虽已年过古稀，可仍处在令人惊讶的学术生产火山喷发期，对此他自己用“学问于人有精神滋养之功”来解释。2024 年，他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七卷本“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出版。他当然具备诸多优秀学者共有的特性，像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感受敏锐、心思专注以及精力旺盛等，然而他或许更拥有其他学者所没有的一些特异品质。比如说，他对世界始终怀有像孩童那般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致使他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全部事情，都具备异常强烈的探索愿望以及动机，然而要是没有这样的愿望与动机，那么一个人是不可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真正具备意义和价值的发现的，因为任何一项发现皆是好奇心、想象力以及创造力共同发挥作用而产生的结果 。
一场学术演讲完毕后，有人向傅修延发问，人类精神能不能在赛博空间永远存在呀 ，他作出回应，好多好多年以前自己就在思索这个问题，他每年所写的日记往少了说也有十多万字，再算上著述以及其他文字内容 ，这些储存于电脑里的东西就变成了个人记忆与经验的实体化，未来人们能够通过这些信息 ，跟大数据里永远不会消失的“我”展开互动呢 。讲座结束之后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马上发来了微信 ：你预测人类精神会在大数据里获得永生 ，这个观点可把我们所有人都“惊到了” 。的确，傅修延有着诸多那种会让人“感到惊讶”的先锋观念，比如说，现在人们都在积极努力地去学习运用AI时，他在《叙事的本质》里却表明人不可以沦为机器的奴仆，而且强调“动物精神”依旧是人们在做抉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再比如说，学术界对于“后人类”问题的探讨十分热烈之时，他在《从二分心智人到自作主宰者》中却称今人还没有完全达成对自身心智的掌控，其原因在于许多叙事作品中都提及人物能够听到大脑里的另一种声音，。又如，人工智能有着强势的崛起态势，这使得不少人文学者感觉到前景充满迷茫，然而，在那场演讲之中，他却分明讲道，AI对于人脑的模仿的的确确处于，人类早期模仿文化的那个历史延长线之上，所以才会有“倘若你能够看到极具遥远距离的过去，才可以看到极具遥远距离的未来”这样的表述 。
他的学术研究著作与文章，我们阅读时，有印象其突出之处在于很会讲故事，他的文章特别吸引人，专门的、局外人觉得枯燥的专业问题，在他笔下趣味盎然、引人入胜，像他写的名为《嗅觉叙事与中国伦理话语的形成》的论文引发大众兴趣，他从不“为学术而学术”，不做“邻猫生子”似的无聊学问，不以让人难以听懂的深奥文章唬人 。所以即便处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之中，他笔下文字也能让人觉得亲切，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情感温度。文样即人品，有一位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八十年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热潮里崭露头角的学者。到如今他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不管是为人还是为学，都有一种难得的敞亮的“少年气”。这不但令人羡慕，更让人深思。
在傅修延自己讲的那种情形下，假使没踏上治学的路途，那在今天他极有可能变成一个“讲故事的人”，莫言演讲以及本雅明著作都用过这个名称。依我的领会，这可不是随意讲出的打趣话语。有人瞧见他剖析刀郎歌词艺术的随笔，不禁感慨此人于文学创作方面具备极高的天赋与才能，要是没被学问给“耽搁”，他会创作出何等了不起的文学作品呀！有时候，说不定他自己内心深处也会存有某种遗憾呢，毕竟，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一旦你选择了一条路，那么在另一条道路上的众多美景你就会错过啦。
以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他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才能够明白为何其中不但存在思想方面的真知灼见，而且还具备情感的温度。他身为一位极具“现实感”的学者。在书斋里工作的学者群体之中，倘若缺失“现实感”，那么其所有的研究便极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从概念到概念的思想空转，根本无法与这个世界以及他人的生活产生有意义的关联。傅修延跟历史上那些满怀现实关怀的赣地先贤别无二致，对自己的生身立命之地饱含深厚的情感，著文发声更为贴近实际且更有担当，这正是他格外令人敬重与佩服之处。
他本科念的是外语系，只读了不到两年时间，就被破格录取成中文系的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当时是允许这么做的，虽说他学的是外国文学，不过他首先是一位立足华夏大地的学者，外国文学研究在他这儿一直被界定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即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不能单纯重复外国人自身的研究。他的原话是：“要是我们这边讲出来的话，跟人家那边讲出来的话完全一样，那就不是中国的或者说不是中国人的外国文学研究”。专门针对叙事学这个领域而言，他之所以高高举起“中国叙事学”这面旗帜，是源于他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一些西方学者完全不顾及华夏身为故事大国，中华民族拥有数千年叙事经验这一事实，还试图在既不了解也根本不想去了解中国的状况下，总结出那种能够在任何地方都适用的叙事理论。当年结构主义叙事学在去归纳“叙事语法”的时候陷入了困境，视野不够开阔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正处于后发位置的中国学者，确实必须恭恭敬敬地向已然先行一步的西方学者虚心学习，然而西方叙事学主要是深深扎根于西方的叙事实践之中的那种，其理论依据极少能够跨越出西欧与北美的范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学者应该向整个世界去展露自身的叙事传统，并且要在一个更为宽广的时空背景下去详述中西叙事传统各自的形成发展轨迹，以及相互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与激荡，像这样叙事学才能够成长为更具备广泛基础、更带有“世界文学”意味的学科，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同行此刻呈现出对这种观点的认可 。
傅修延著《济慈评传》
依我之理解，这便是多年以来，傅修延着力培养与扶持一大批后起学人的缘由所在。他身旁围绕着一批性格有别、才能各异的中青年学者，他率先凭借自身身体力行的学术实践，成为了他们的示范者以及引领者。2012年，卸去行政职务的傅修延，每周四晚上，都会于江西师范大学那幢称作“王字楼”的木结构老房子里主持叙事学读书会，时长为两个半小时，参加人数通常在30来人 。一个有着十多年历史的读书会，始终以雷打不动的姿态持续着，曾经一位参与其中的成员借此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受，他这样说道，每周四的时候，会和老师、友人一起围坐在桌子旁，大家说说笑笑，特别开心，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增长了见识，扩充了知识，感觉这里简直就是尘世当中的桃花源 。 ）。
有个说法在学界存在着，一个科研团队需要有人来“指兔子”，还要有人去“打兔子”以及“捡兔子”，通过分工合作才能够取得成功。在2022年的时候江西师范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叙事学研究院，毫无可疑的是，研究院的首席专家傅修延属于“指兔子”的那种人，然而他又提出要求团队成员不可以总是在自身的舒适区里“打兔子”，反而是要去到满世界各处去“找兔子”。由于当下的年轻人当中，大多数都接受过系统的外语方面的训练，有着颇为娴熟的中外文献检索的功夫，一部分人还拥有在欧美学习工作的经历，这便致使他们的研究具备一种既做到“知己”又实现“知彼”的优势。在跟年轻学者进行交流的时候，他常常引述王国维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那些确立这个名称的人，全都是没有学问的家伙声称要向珠江入海口处的那种基围虾学习，那种虾在涨潮的时候饮用咸水，在退潮的时候饮用淡水，做学问也应当如此咸淡之水都加以摄取，也就是具备开放的胸怀，既知晓中国的学问又能够消化外国的知识，国际叙事学研究会会长名叫马可·卡拉乔洛，在最近一次跟傅修延所进行的学术交谈中，表明自己极其喜爱这个基围虾的比喻，说我们都应当暂且去拥抱自己内心的那只“基围虾”，凭借成为“他者这个甚至还是非人的存在”，以便更全面地去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复杂的世界。”
这种中西叙事传统的比较是属于比较文学范畴的，傅修延为了这项研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且得出了许多富于创见的结论。然而，不应该只是将他的研究单纯看作是对本民族叙事传统的捍卫，而应该理解成是他对真理以及真知的执着追求。知识能够让人更加靠近真理，只有切实和真理站在一起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要是说傅修延的学术研究有着一般学者所不具备的格局与境界，那么原因应当朝着此处去寻找。
傅修延著《听觉叙事研究》
我们来瞧瞧，他针对叙事传统的中西差异所做出的解释究竟是怎样的呢。他奉行听觉叙事研究，缘由在于他察觉到，中国文化凭借听觉去统御涵盖视觉在内的各类感知，然而西方文化着重强调“以视为知”（具体而言就是看到才算知晓），这表明，中西文化在视觉与听觉方面各自有着不同程度的倚重。拿叙事学家最为留意的事件开展方式当作例子，朝着明朗化发展的西式结构观，这种结构观源自亚里士多德，要求维持事件相互之间显性且紧密的衔接，在顺次进行展开的事件序列里，不可以存在任何不相连续的情形；然而趋向隐晦的中式结构观，却准许事件之间的连接能够如同“草蛇灰线”那般，呈现出虚虚实实、断断续续的状态。运用文化差异去阐释叙事，这并非新鲜之事，可是像傅修延这样从感觉倚重的角度着手的情况，却是头一回。中国叙事经典有着“尚简”的特征，有着“趋晦”的特征，还有着“从散”的特征，只有把这些特征与听觉的模糊性联系起来，才能够理得顺，才能够说得通。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也就是感知途径影响信息传播这一思路引入研究，一些跟中西叙事传统有关联的问题，因此获得了更加贯通周详的解答，获得了更具理论深度的解答。
在叙事学领域当中，存在着不少类似中西差异这般重要的问题。就拿叙事的本质来说，西方叙事学家针对此虽有一定涉及，然而仅仅进行了迂回式的侧面探寻，可他却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正面的强力攻坚，借助一篇长达五万字名为《叙事的本质》的长文来对此展开了全方位的阐述，该文章发表之后迅速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他所撰写的《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元叙事与太阳神话》《人类为什么要讲故事》以及《人类是“叙事人”吗》等论文，光是从题目方面就能够看出“其志向并非在于微小之处”。他向来凭借自身的敏锐，以及睿智，还有担当，去直面那些他觉得不可留给身后之人去解答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融合自身的知识积累，以及生命体悟，调动起自身所有的思想资源，施展自己最大的想象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用力去给出自己这一代学者能够给出的最优质答案。
然而，绝不要以为在傅修延著述里，仅存在难以理解的、生硬的理论，众多读者觉得他的文字读起来亲切且能打动人，他行文可将高深的专业探究转化为如同家常一般倾诉、令人感觉愉悦舒畅的讲述。尽管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关键，可他从不摆出严肃的神情以至上傲人的态度，而是擅长从诸如衣食住行这类生活平常之事着手，针对人们每日见到却未曾细致思索的现象展开深入挖掘 。这是一些循规蹈矩者难以想象的，他把面容当作符号学研究对象（《论作为能指的面容》），从丝巾追溯到体现中国审美特质的飘带精神（又《丝巾与中国文艺精神》），还尝试用耳朵去感知敦煌壁画（《从“听感视觉”角度认识敦煌壁画》）。因为这些探讨充满妙趣，他后来索性出版了一部《趣味叙事学》。前面提及，他讲学术对于人有着精神滋养方面的作用与功效，到了这个地步，经由此我们就清楚明白了，为何一些人所认为的那种痛苦到让人痛苦得简直无法忍受的学术研究，在他那儿竟然好像是小孩子在沙滩之上玩耍属于自己的游戏呢 。
傅修延有个女儿叫傅真，她身为作家，在文章里把父亲称作“一个很妙的人”，还罗列了这个“妙人”于日常生活里诸多异想天开之事。借这个说法来讲，能写出上述那些“妙文”的，唯有像他这般的“妙人”，而“妙文”里又少不了“妙语”与“金句”。我瞧见有同行引用他谈面容时所说的话：“人之为人在于有一张被内在精神‘照耀’的脸。人类能用无数创造物来证明自身优秀，可最好的证明还是自己这副历经漫长演化过程的面容。”。我尤为钟爱的乃是丝巾文章里的一段文字，丝巾具备可收放，可挥甩，可执舞的特性，它还能够系解，可折叠，能包裹且能被收纳，人们难以想象这般小小的织物，竟有着如此多的可能性，恰恰是这些可能性赋予了它灵性、自足以及超脱等形而上的特质。
如今，在短视频以及语音信息反复“投喂”的情况之下，文字驾驭能力变成了一种“稀缺物质”，许多人已然不会去组织清晰且流畅的文句了，傅修延那些如行云流水般的精妙表达显得尤为可贵。要是问这样的能力源自何处，除去大量的书写实践之外，最根本的缘由还在于他对祖国文化和民族语言的热爱。许许多多人并不清楚这位身为外国文学学者的人同样具备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他那篇名为《先秦叙事研究》的学位论文后记里有着这样一番表述，随着年岁不停增长以及人生阅历不断丰富起来，他发觉自身愈发倾向于本民族的文化，在他内心深处“我是中国人”这般的声音变得越发响亮，用拉丁字母呈现出来的所有一切，于他而言远远比不上用方块汉字去叙述的种种事物来得那般亲切且富有意味。
这样讲虽然没错，可是，为了得以让中国学界的声音能够传达到西方，他依旧会采用拉丁字母去跟国际同行展开互动。就读于中文系文学专业的人士，多数怀有将文稿刊发于国内顶尖期刊的想法，然而他不但达成了这般情况，并且在诸如《文体》（Style）、《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评论》（Neohelicon）等知名国际期刊之上发表过文稿，另外，《文体》以及《叙事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Narrative Studies）、《语言与文学》（Language and Literature）等国际期刊存有针对其研究的评论与访谈 。他那本名为《中国叙事学》的英译本，在那家鼎鼎有名且名为施普林格出版社的Springer出版了，而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听觉叙事研究》，在不久之后，也将会由这家出版社推出喽。
西方学者眼里的中国同行时常显得很是拘束，傅修延却并非如此。Neohelicon的主编这个匈牙利学者彼得·海居请他为自己写叙事学著作的序，傅修延在序言里直接表明，不能将中国叙事传统看成是与众不同的，不然就会有朝着“欧洲中心论”滑落的嫌疑。然而他又讲，自己同对方是有着多年学术往来的“好兄弟”，“好兄弟”之间就得这样毫无隐瞒、畅所欲言。
自1983年发表《〈项链〉的链形结构》起，傅修延深耕叙事学长达四十年，如今称他为叙事学家应不为过，然而我更愿讲他的身体里还住着一位诗人，确切地说是他因早年研究《夜莺颂》作者济慈而怀有一颗诗心。他为这位早逝的浪漫天才奉献了三本书，一是翻译了40万字的济慈书信，二是写出了国内首部济慈评传，为此还遍访诗人足迹所至之地，三是研究济慈的专著《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翻译《济慈书信集》时，在译序里，他讲“爱是不能被忘掉的，学术钻研里的‘初恋’同样深刻难忘”。他女儿名字里有个“真”字，此字源自济慈《希腊古瓮颂》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也致使我们明白他为何会带着妻儿前往罗马的济慈墓前献花。《济慈评传》后记这般描述，诗人在天之灵好像感应到了异国知音就此到来，去往新教公墓的途中细雨如丝，步入公墓之后雨丝似乎像被陡然剪断，一道阳光自云层里射出，照亮了墓地以及那后面的古城墙和金字塔，走出公墓之后雨珠再度开始滴落 。
傅修延对济慈有着特别的钟情，这或许是因为，这位诗人，不像拜伦与雪莱那般，出身于贵族阶层，并且，也不像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那样，曾在剑桥或者牛津就读，在当时，一些持有势利观点的批评家，将他看作是地位卑贱的“伦敦佬”。傅修延小学二年级就跟着父母前往江西弋阳县农村生活，1968年初中没毕业的他来到新建县的朱港农场工作，在血吸虫泛滥的鄱阳湖水域开了三年船，成为船工后转到新余冶金机修厂当起重搬运工，之后还遭遇了一次极端严重的工伤事故，那就是他从15米高的车间屋顶摔落，致使严重脑震荡、内脏大出血以及左股骨粉碎性骨折。历经大难不死的他，对命运坎坷的济慈怀有极为强烈的共情，然而诗人对他影响最为深远的地方，在于“在这个人世间‘泪之谷’里一直绽放出绚烂的笑颜”。当探寻济慈的内心之际，那种令人由衷钦佩，却又不禁为之触动伤痛的情怀显现出来，它具备一种强大的感染力，能让人愈发热爱生活，让人们更加积极努力地去追寻生命里所有有价值的事物，是这样一种情怀 。
傅修延跟济慈相同，不论命运怎样亏待他自己，始终都未曾丧失对生活的希望，也未曾丧失那种追寻人间美好事物的激情，我们于他妙趣横生的文字里所感受到的一切，追根溯源均可追溯至济慈对他的这般影响，蒋勋有句话置于此处或许较为恰当：一个人心里存有青春，那么他便能够一直处于青春期。正是由于他胸中始终怀揣着这般的青春激情，所以他在农场以及工厂里一直持续坚持自学英语，并且刻苦写作；他几乎没有丝毫的懈怠。因此在1977年高考制度刚刚恢复的时候，他就凭借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江西师范学院（也就那后来的江西师范大学，当时像他这样的“大龄”考生仅仅只能报考省内高校，而该年江西招收英语本科的院校唯有这一所学校）；同样是因为前期基础极为扎实，所以他才能够在进入大学不到两年之后又考上本校的研究生。
傅修延（右3）与友人在白鹿洞书院。
到达这里要讲点文学之外，却又离文学距离不算甚远内容言语话语。最早提出“赣文化”这个概念的江西学者里有傅修延，后来他又认为“赣鄱文化”这个名称更为恰当合适，因为国内其他地域文化，像巴蜀、齐鲁以及燕赵文化等，也是运用这种双子星座样式的表达，“赣”和“鄱”的相互激荡汇合，呈现出江西本土这片土地的蓬勃茂盛生机活力。他在担任省社科院院长职务的时候，主张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议策划，这个建议策划后来被接纳采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如今已然成为国家级经济区。他曾提议，在南昌建造利玛窦广场，其理由在于，利玛窦曾于此地停留三年，且与江西的读书人有着诸多交往，这能够表明豫章城乃是中西文化相互碰撞，进而溅击出明亮火花的所在之处。许多朋友都还记得，他曾极力呼吁，在南昌闹市的原址恢复万寿宫，如今，重建后的万寿宫以及相邻街区已然成为游客必定前来打卡的观光胜地。他于本世纪初提出，将白鹤视作江西省的省鸟，20年后，此提议获得省人大常委会的正式批准。应当说明的是，他之所以关注白鹤，乃是由于凭借自身具备的比较文学知识背景，从而看出南昌地方文献里记载的浴仙池故事，其中女主人公是白鹤仙女，实际上是属于全球广泛传播的羽衣仙女传说，基于此文化部门认定他为这个传说的“非遗”传承人。另外，他对于赣菜过辣过咸所做出的批评，以及关于“重口味”可能致使地域文化粗鄙化的思考，曾经引发过赣地众多有识之士的共鸣，。他所带领的，那两名博士生，曾经并不理解，导师为何非要让她们自己“改行”，去进行景德镇瓷绘研究。然而现在，在陶瓷叙事领域内里，收获极为丰富的她们，提及当年所遭遇的那种“被逼迫”情形之时，竟是满满的怀揣着感激之情。
于最后，需提及他为打造江西师大瑶湖新校区所倾注的心血。2009年，省里将其从社科院调回江西师大，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这般“一肩挑”的安排，意味着他要承担起偿还基建贷款的责任，以及为工程扫尾的全部责任。在此进程之中，他凭借文化人所独有的艺术想象力，为校园增添了一系列景观亮点。到这儿来，人们会惊喜发觉，校园没围墙，而是有一条国内绝无仅有、环绕三千亩校区的护校河，顺着护校河还铺设有一条长超 5 公里的健康小道，另外还有钟楼、桃李鼎以及一幢古色古香的书院建筑。当人们对这类举措表达赞赏时，他却讲要感激时代把可遇不可求的机会给了自己：身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人，能够亲身经历中国大学这般的跨越式提升，这使自己在回首往事时有不枉此生的感觉。
在之前提及的内容当中，傅修延讲过在治学这个方面应当如同基围虾那般做到“咸淡水通吃”之态，于此我们目睹到他对于学问以及事功同样秉持一种兼顾的态度。然而我认为他大概更倾向于将自身视作来到鄱阳湖进行越冬的白鹤，这种鸟儿一方面会于湿地的泥浆里低头专心啄食，另一方面又能够展翅高飞并发出“声闻九皋”的清越鸣声。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2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