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视域下动物史研究：区别自然科学，聚焦人兽关系
【治史心语】
作者：尚永琪（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诗人约翰·济慈讲到，“地球是生长灵魂的河谷！”，我觉得他所讲的，并非仅仅是人的灵魂，而应当是万物生灵之魂，那其中涵盖着动物与植物。托马斯·爱尔森表明，“动物成为人类话语里最常运用的符号。动物的体能一直被当作人类能力的衡量标准，动物的名称以及形象被用来表达政治概念，动物还多次于横幅、旗帜、徽章以及纹章上作为团结的象征而出现。”。《欧亚皇家狩猎史》，托马斯·爱尔森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4页。很明显见得，当如今我们于历史学视域去考察动物史研究之际，就得跟自然科学家针对动物驯化、培育、演化、分布等等所开展的自然历史研究者区分开来，然后在研究范畴以及意义还有方法论等等多个方面去做深度思考。
置身人文社会科学语境之中的历史学的“动物史研究”，顯然並非是現代動物學範疇之內針對動物進化、培育的歷史過程去做自然科學方面的梳理，它的內涵應該是與“動物參與人類社會髮展”相關的研究，其主要的研究重點乃是動物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史 。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之中，人与动物存在着广泛的人文方面的关系，于人和物、人和神、人和人等诸多关系里，动物交织在其中，动物不但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资源以及动力源头，还是沟通人神的具有亲缘关系的中介，更是宣示社会秩序的极为重要的符号象征，在古代的那个社会，不仅人类的大多生活用品源自动物的身体或者劳力，人类依靠其来建立等级社会秩序的象征物也大多以动物作为依托，王冠上的鹰隼，袍服上的龙纹，旗帜上的熊貔，兵符上的老虎，衙署前的狮子，佛寺中的鹿，道观中的鹤，等等，没有一个不是辅助人类建立社会秩序的重要符号资源。
在上述那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能够讲，当自然科学去剖析天地万物持续不断地生生不息的内在神秘真相的时候，人文科学却更加着重于剖析自然生灵相互之间产生影响的文化架构。人跟动物的生存以及互助，始终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途中极为关键的领域，在基本的驯化达成之后，古人针对动物界的留意程度，要远远高于工业化之后的人类社会。在现代工业技术的计时工具被建立起来以前，在现代工业技术的运输工具被建立起来以前，在现代工业技术的生产体系被建立起来以前，在现代工业技术的预警机制被建立起来以前，人类的生活节奏高度依赖不同动物的本能机制，所谓“公鸡打鸣”，其实就是古代农业社会生活时间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微观象征，所谓“母鸡下蛋”，其实也是古代农业社会生活时间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微观象征。
工业文明梯次展开且深入发展，在此过程中，游牧时代和农业社会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动物，慢慢退出传统农牧社会的“劳动力领域”，又退出“神灵领域”，还退出“时间领域”，甚至在“生命价值领域”也渐渐被忽视。现代社会对“动物蛋白”摄取，对“宠物动物”关爱，恰恰会让我们忽略动物作为“生命”与人类生命的同质性。当然，现在人类倡导的动物伦理并非古代思想意识，也不是天然的现代概念。从人类脱离自然动物群体的时代起始，它便成为始终存在的命题，即对自身与动物的伦理认知。不管是蒙昧的人神二元世界，还是目标明确的物我依存现状，都不断向人类表明，动物对于人类生活，绝非仅仅是口腹、动力以及无条件的予取予求，它们在自然万物里占据关键位置，而这正是动物伦理存在的必然前提。从生命意义来讲，动物和人一样都是生命主体。现存的法律以及社会机制之内，我们得去寻思改善动物权利的办法，积累发展起来的伦理和历史人文资源当中,我们该去汲取尊重生命的丰富智慧。
有一项在2017年进行的研究，其调查了177种哺乳动物，在这些物种里，有近一半的物种，在1900年至2015年这个时间段，失去了80%以上的栖息区（ Julia Adeney Thomas, Mark Williams, Jan Zalasiewicz: 《The Anthropocen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Science Press, 2023, pp. 114-115）。严峻的情势无数次提醒我们，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需要真正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之上，进而尊重自然 。庄子所说的，那“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的，历经亘古的深沉思索， 王羲之发出的，那“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的，穿越千古的感慨， 应当化作当代人类，敬畏自然、融入万物生命韵律的，那种底色情怀， 更应当成为我们，践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所讲的，“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全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的，那种深刻文明背景。
中华传统文化着重强调天人合一，追求讲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坚信人文社会秩序跟自然宇宙运行应当能相互感通，宇宙自然现象同世间法律制度在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彼此相互联系。法律秩序借助自然天运，天道运行还会阐释法律秩序，体现出一种源于天道的人文秩序精神。在这个过程里，动物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针对此情况，古圣先贤有着自己深刻的认识。《礼记》中有关动物伦理权利的论述，会将人伦与动物伦理并列起来进行理解。孔夫子讲的是，古时有个包牺氏统治天下，他抬头观察天空中的现象，低头审视大地的法则。他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大地的适宜情况。他从自身近处获取，从万物远处获取。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通达神明的品德，用来归类万物的情状。其中所蕴含的就是我们社会秩序、伦理制度的建立，亦是人类文明形成的动物助力认知。
身处现代学科体系里的动物研究主题，居然能够成为得以让我们针对此类那般问题展开剖析的一种参照。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之中的动物研究中心特意列出了“动物研究参考书目”，把所目睹的那些研究成果划分成为了14个主题，涵盖着动物驯化，作为娱乐体育以及景观的动物，作为伴侣的动物，作为符号的动物，科学教育以及医疗当中的动物，历史上的动物，作为食物的动物，文学艺术以及流行文化里面的动物，女性主义以及生态女性主义之中的动物，宗教神话以及民间故事里面的动物。因而可以看出，动物文化史所开启的，恰是一场人与动物相互激荡、动物与自然相互激荡、自然与人文相互激荡的灵魂探索之旅。我们的目光，应穿越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共生之地，我们的笔触，应穿越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共生之地，我们的思虑，应穿越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共生之地。我们要探寻历史长河同自然生态的交汇之所。从自然实体的动物之活泼生长开始，到人类赋予动物多样的人文意蕴告终，这体现的是人类对潜在感触、对潜在感情的开发，这体现的是人类对潜在感触、对潜在感情的培养，这体现的是人类对潜在感触、对潜在感情的交流，这体现的是人类对潜在感触、对潜在感情的再现。自然界之中的天地万物，于人文法则的提炼这一事项上，为我们给予了接连不断的启发，在伦理制度的构建之举内，对我们提供了持续不绝的助力，于社会秩序的奠定之进程里，给我们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启示 。
被镶嵌在字书、地理、博物、志怪、礼制、舆服、宗教、医药、农学等多种知识文本里的古代中国动物知识与文献记载，是个极为繁杂还丰富多彩的知识体系。不同源头而来的知识体系当中，其关注角度肯定存在差异，所以知识的指向性以及内涵也都各不相同。然而有一点是绝对不能有疑问的，这就是古代的动物知识呀，不但涵盖了我们如今所理解的有着自然学科意义的动物学知识，更是一种跟自然科学相平行的较为古老的文化传统，具备着多重人文内涵以及社会功用呢。古代中国在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方面，在人文伦理的比定方面，在政治观念的展开方面，在社会阶序的象征方面，在族群认同的凝聚方面，在文学艺术的创作方面，在国家制度的构建等诸多方面，都和动物知识体系所给予的理论阐释以及实践支撑紧密地关联着。
显然，历史学可不是人类全部往昔的流水账，它是站在历史高处朝着光明未来奔去的超越性叙事。这便决定了，历史学视野里对动物文化史研究的叙事，自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动物保护”的表层表述之中。现代社会的人类，在伦理方面对动物权利的认知，在情感方面对动物感受的体会，已然超越了单纯的“保护动物”的一般性倡导，而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万物与我为一”的生命共振状态。在2018年9月1日，国家标准《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南》正式开始实施，其针对实验动物的“伦理审查”以及“仁慈终点”，在人与动物伦理关系里标志着新认识，还有新知识以及新规范。该文件明确规定了实验动物的“五项自由”，也就是免于饥渴的自由，免于不适的自由，免于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表达主要天性的自由，免于恐惧和焦虑的自由——这也助力我们拨开云雾见到太阳，人文视野下的动物保护不再仅仅是个哲学问题，而是更多地进入到行动与实践的层面。
AI技术发展，促使人类更多开展关于“何以为人”的思索，还让我们深入思考人类与万物血脉相连的那种关系。庄子讲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话。人类在长久的文明历史当中，已然习惯从“人”的方面来看待万物。而如今，耗费成千上万年构建起“社会身份”的人类，有必要且具备足够智慧，去思考知晓“万物与我为一”的那个世界了。据此，人类历史书写的眼界就不可以只局限于狭小的天井之中，一个万物相互关联的世界叙述最终会对人类以及其生存环境之中的所有事物有益处。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2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