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涂文史资料之解放前夕马杜之斗的见闻

引子

＃本文摘自《当涂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7月)，作者杨传祯，原标题《解放前夕当涂见闻一二》

正文

马杜之斗

提到马杜之斗，年在五十多岁的当涂人，大都能回忆起这件事。所谓马杜之斗，马指的是当时县长马存坤，杜指的是当时的县党部书记长社正勋。这两个人是地方上的首脑人物，他们的斗争非常激烈，一时轰动全国。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曾以大幅的篇幅利登了马杜双方的启事，又连续报导了双方争论和事态发展的过程。因此全国人民都知道安徽省当涂县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之间有着这么一回新闻。而这件新闻，正是当时看来重大的政治问题。马存坤说杜正勋是“共匪潜伏分子”，这虽然是一件惊人的消息，但马存坤并没有因此压倒杜正勋，只不过是和杜正勋借《中央日报》打了一场笔墨言司，演了一场丑剧。《中央日报》借此招来一些广告生意罢了!

这里先谈谈杜正勋，杜是不是“共匪潜伏分子”？当然不是。那么马存坤为什么紧紧抓住杜正勋是共产党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呢？话该从杜正勋的历史谈起；杜正勋是当涂北乡霍里镇人，家中有一兄一弟，他排行老二。自幼来当涂城关读书，初寄居于上河南亲戚陈姓家中，后迁府正街他妻子陈氏家中，小学毕业后，即考入南京成美中学就读。杜少时性格急躁，易于冲动，不爱好读书，但喜结交朋友，颇有社会活动能力。

到了他掌握地方大权以后，凡是小时候和他相识的人都感到他变得性格多疑，醉心名利，有一股混世人物的气息。

抗日战争初期，他确曾参加过新四军领导下的一个抗日组织。但杜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自小生活对他没有压力,对贫苦大众的感情自然也很淡漠。从他的性格来分析，抗日战争初期，他正是热血青年，接受抗日的思想，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这是完全合乎常情的；但是他多疑善变的性格，反动的阶级立场，又使他脱离了参加的组织，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抗战时期当涂流亡到后方的人，都传说杜正勋在立煌经焦金堂介绍参加了军统局（焦金堂当涂城关人，青年时期在芜七中读书，参加蓝衣社）。

抗日战争胜利后，杜正勋由南京回到当涂，不久他取得了县党部书记长的职务，接着又兼了县参议长。杜本是一名无名小辈，一旦在当涂成为一个风云人物，顿时引起了各方议论，但对杜正助的历史、人品、学识又不敢过多评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有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政治背景，是一个得罪不起的人物，因此大家一阵惊奇之后，只好缄默不语。

那时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县长象匆匆的过客一样，三年多的时间内，你来他去，竟换了五任。大概换到马存坤时，位马县长因不买杜的帐，和杜正勋发生了矛盾，据知内情者说：杜正勋和马存坤是一个国民党，两个政治派别。在权利上马丝毫不买杜的帐，杜也以他特定的身份和势力向马施加压力，谢与马接近的人说，马是一个手段毒辣的人，他找来大公圩地区几个曾经自首的共产党人，其中一个叫费纯廉的自首分子，当年曾和杜在一起受过训。这个姓费的看到杜在当涂身任要职，也不服气，在马的挑动下，杜正勋便成了“共匪潜伏分子”，这场官可也就由此引伸而起。

在解放初期杜正勋自知罪重，以自杀而告终。

现在再谈谈马存坤，马是前中央大学毕业生，来安人，身材高大，颇有几分杀气。此人是怎样到当涂县任县长的呢？话也要从礼品说起，何谓“礼品”呢？就是政治交易。安徽就是国民党中央送给桂系李品仙的一份礼品。由于李品仙在安徽大肆搜刮，他手下用了大批广西籍的人（人称桂系），在安徽掌握各要害部门，组织一个以李品仙为首的政治网，这样就激起了安徽人的愤怒！当时安徽箱的人在上海、南京等地纷纷组织驱李活动，揭露李品仙在安徽的罪恶。马存坤在南京就是驱李活动的干将，事为李知道后，李便派人私下与马联系，只要马不干倒李活动，可以许以宜爵。通过谈判，马存坤从倒李，一变而为拥李，他到当涂来任县长，就是在这样一笔政治交易下达成协议的。所以他就带着这样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到了当涂。他在当涂为官虽不算长，但他诡读善变，手段狡猾。他罗织了一批可以为他服务的人，大造共产党在当涂活动频策的空气，出入时带领一大队骑着自行车的武士，前呼后拥，不可一世。

历来县长，对地方士绅阶层多少要买点帐，讲点人愤。可是马存坤则不然，他持才徽物，蔑视一切。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据说他是朱家骅得意门生，是中统局名下骨干。可是当时身为当涂县党部书记长的社正勋也有他的政治门路，他对马存坤的舞张气焰不能容忍，因此马与杜之间就产生了矛盾，直到逐步升级。他们不仅涉及个人权利，也牵涉到政治派别之争，这才是马杜之间斗争的真正实质。至于马存坤硬说杜正勋是“共匪潜伏分子”,他只不过想借这顶大帽子，压压杜正勋罢了。总的来说，马存坤和杜正勋是狗咬狗。而这种狗咬狗的事件，在当时的社会里，比比皆是，不足为奇!

国大代表竞选

在国民党政府崩溃的前夕，南京曾演过竞选总统的一幕，这件事自有历史评述，我毋庸置喙。

我所想到的只是当涂在竞选国大代表方面的点滴。我小时候便听老一辈谈过采石鲁姓与谢姓两家竞选京议员，用毛驴驮银元比富的故事。

那时的京议员，当时是曹琨出任大总统时代的产物。事隔三十多年后，竞选国大代表的事，又重现于当涂，这次竞选应该是竞选京议员的第三代。第一代竞选我只能当作故事听，第二代竞选我已亲眼所见。竞选人的资格事前虽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和限制，但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竞选的人首先要具有社会地位和政治力量，而且竞选的人不论身在何地工作，一定要回籍参加竞选。当涂当时在外地工作回县参加竞选的人，就有王景录（国民党军政部交通司司长，全国交通总监，领中将军衔）、谢澄平（青年党领袖之一，农林部次长）、高命初（历任县长等职），还有其他的人不再列举。

竞选前，竞选人回到家乡便四处活动，各显身手，同时各人都有一批至亲好友拉票、捧场。竞选人对所得的选票要许愿送礼，对有些争票激烈的地区，不惜任何代价，其盛况可说热闹非凡。我当时在外地工作，有幸也回来看过这种场面。

竞选最后获胜者为高命初。高所以能取胜，原因是他在地方上工作时间长，熟人多。其他竞选者长期住于外地，力量上无法与高抗衡。但最后官方却以谢澄平为当涂当选的国大代表，高命初反变成一个不能出席国大会议的国大代表。所以如此，是党与党之间的比例分配，这就是当时的所谓“民主”。

当选国大代表后，马上就取得了政治资本。因为副总统候选人同样要向国大代表许愿，封官送钱，国大代表在竞选中所花的钱完全可以加倍捞回。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国大代表竞选活动的过程。

四大粮商

当涂素以产粮著称。土改前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私有达万亩以上者全县只有务本山庄一户。中小地主多聚居于城关或乡镇。由于当涂滨江,内河、湖泊较多，沟渠纵横，水产丰富，所以又有鱼米之乡之称。但是解放前，当涂城关经济很不发达，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局面。自日本侵略中国后，日军为了在产粮区征购军粮，在当涂设点收购，当涂粮食经营才应运而生。从事粮食经营者，日有增加，逐渐扩大，一时形成城关米市的畸形繁荣。最初当涂无粮食加工机米厂，是由粮商向农民收购稻谷，装包由火车或水路木帆船运到无锡出售。以后几家较大的粮商开始自办机米厂，以成品外运，业务便由此推进一步。

粮商向农民收购稻谷，价格取决于市场需要。当涂稻谷全部运往无锡销售，运到无锡后，一般先存放于无锡粮商店中待价而沽。每天无锡与当涂电报行情十分频繁，粮价涨落不一，粮价看涨时，粮商在产地向农民多收，看跌时则少收。由于价格掌握在粮商手中，农民处于被动，在这忽涨忽跌中牟利者为粮商，吃亏者为农民，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旧中国农民无法摆脱的厄运。

在粮食经营逐步扩大中，粮行最多达七八十户，成为城关工商联合会中最大的一个行业。而粮商资金也随之增大，其中粮商张国瑞、王春华、肖三保、王开兴等四户均拥有雄厚资金。除王开兴一户外，其余均独自开设机米厂，其最大业务为承办日军军粮加工，一时成为城关四大著名米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芜湖地区设有敌伪逆产接收管理单位。因芜湖为著名米市，日军在此曾大量收购军粮，承包日军加工军粮的厂商为数很多，其中很多成为暴富。抗战既已胜利，各地敌伪逆产接管、没收、处理等问题便成为国民党接收大员的首要任务。当时芜湖确有一些米商被处以汉奸之罪，没收其财产。

于此同时，当涂四大米商也风闻有没收财产的消息，为佐证其事，这里我把米商肖三保的一段传闻介绍如下:

据说肖三保青年时期家境贫苦，原在当涂与芜湖来往的客运轮船上以卖五香蛋为生。日军占领当涂后，改行粮业，以承办日军军粮致富。他怕自己背上汉奸之罪，曾将这一顾虑问于王载新老人，（王当涂城关人，少时为粮行学徒，因避赌债，外出谋生，后经人介绍参加军阀部队，任军需，由于为人精干迭获升迁，最终出任五省联军长江军需总监，领中将军衔。早年在当兹私人办有育新小学一所。军阀溃败后寓居上海，晚年时来当涂，住于柴巷与肖三保相识。）老人回答说：你本是个穷人，一无所有，现在你发了国难财，老百姓对你一定有看法，以后难免不受到国法制裁，不如早点把钱拿出来，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这样或许可以获得人民对你的谅解。肖三保听后，很有启发，回家后，就找到张某某为他筹划，由他私人捐资，在城关柴巷办了一所修才小学（肖一名修才）。

没收四大米商财产的消息，虽然一时有所传闻，但当时的社会，钱能通神，钱能变通法律，这四大米商，估计是在钱的神通下，把风声由大渐渐变小，直到风平浪静。

四大米商不仅没有受到什么处理，自一九四六年开始，又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因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同时内战又起，他们紧接着又承办了国民党的军粮加工任务，生产自不用说，愈做愈大，始终居于一路领先，控制整个市场的地位。

随着国民党战事的失利，华中、华南物价飞腾，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沉浸在一片抢购声中，当涂这个小城自不例外。地方一些党政宫员，此时也无心问政，大家都和商人打得火热，尤其都把日光集中到粮食这块市场。曾任县自卫大队长、军事科长的席甘霖，首先在城关开设协和米厂。县长马存坤紧紧抓住四大米商，把一切可以动用的公款都通过米商投放市场，抢粮外运。

当时我曾去过大米商王春华家中，王家在城关中心米巷。他家自朝至暮客人云集，县长马存邱以及地方党政官员，都以他家为俱乐部。据说多少公私问题都是在王家的牌桌酒宴上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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