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与文化模式：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探析
知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她的代表作《菊与刀》在国内社科读物畅销榜长期占据高位。相信在不少读者脑海中的“世界文化地图”里，关于日本文化的那块“拼图”正是由本尼迪克特创作出来的。然而，《菊与刀》在 1946 年问世，到现在已将近 80 年。有学者明确表示，它早已不再是一部可靠的导论性著作。（如徐英瑾在《否思〈菊与刀〉》中所说）确实是这样，如今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奔赴，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这自然给我们的文化研究能力带来了更高的要求。简单地阅读既有的研究结论是不够的，所以更要深入地掌握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是最为重要的。要注意的是，《菊与刀》是作者对 1934 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中的理论进行应用的成果，而《文化模式》被誉为从事文化研究的绝佳引路书。因此，暂时告别《菊与刀》，回溯《文化模式》，具有“返本—开新”的重要意义。
现在，新译的《文化模式》适时地来到了我们身边。译者的表达经过精心打磨，对原始部落的描述非常传神，这是值得称赞的。总体来看，它履行了好译本的职责：降低了读者的理解难度，提升了作品的阅读乐趣。
在理论层面，作者首先指出西方文明的全球传播并非必然，而是“历史的机缘巧合”。具备先发优势的民族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会把自身文化夸大，视为历史必然和普遍标准。有中心就会有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像波利尼西亚人从爪哇岛到复活节岛跨越一万公里的文化传播这样的其他事实，被轻视，被视为“地域性人种的过度发展”。白人“周游了世界”，但却“从未在国际酒店以外的地方居住过”，这样他们就错过了世界旅行的根本趣味。而对于当今的世界来说，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哲学伦理学结论依然残留着，即“因为自己的文明依赖经济竞争，就说它是人性可依赖的首要动机”，这就像是挥之不去的幽灵。
实际上，作者所批评的并非仅仅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任何自我中心论都有一个被忽视的要点，那就是一种文化是在排列着无数可能性的“大弧拱”上进行裁取而形成的产物。也就是说，另一套文化选择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不会丧失文化想象力。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本尼迪克特的多元文化观是非常先锋的。- 然而，加利福尼亚的教团印第安人并非如此，他们最多只能从街头斗殴的意义上来理解现代人所说的战争。这些案例显示，在相同的生理基础上，世界各地的人们选取了各式各样的文化，并且在他们自己的社会里这些文化都同样可以使用，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可塑性。正如作者所说，可塑性是人类“开始并持续进步的基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突破自然限制而实现全球生存的关键。同时，多元文化观能哺育可塑性，然而多元文化观并非先天就有，主要是靠后天习得的。综合这两点可以总结为：培植多元文化观素养以及摆脱自我中心主义，这不是可选择的，而是每个民族都必须要做的。
那么，怎样实际做到对多元保持开放呢？作者提出了整体文化观的理论方案，也就是在接触异域文化的时候，要把它视为独特且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去“肢解”它，接着再去“数”它的特质。整体着手意味着要以那个文化中已制度化的动机、情感和价值为背景，去观察特定行为。要考察特定族群在何种根本目标的指引下，将劳作、婚丧、战争等领域的生活实践串联起来，使其成为一个融贯的整体。正是在这种态度的指导下，作者以古希腊的日神/酒神（节制/疯狂）精神为视角，对三种原始文明进行了比较，其呈现出的差异与多样让人看得十分过瘾。我更想在此提出一种阅读本书的方法，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深入这本《文化模式》，而不是剧透书中那些有趣的民族志细节。
笔者认为，《文化模式》值得读至少两遍。初读时，我们能够代入作者的视角，这位作者是一位受德国观念论传统影响的美国学术精英。通过初读，我们可以学会像文化人类学家那样去观察异域文化，也就是以带着追问文化模式的心态来读书。熟悉了作者和整部作品之后，在重读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从作者视角中抽离出来。以自己这个第三者的视角去出发，推敲作者所看到的景色以及所得到的见解中蕴含的其他意味，也就是“螳螂捕蝉，我们其后”。这第二次启程是非常富有趣味的，因为它实际上是围绕相关案例展开的拓展性研究。文化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通常极为细致且全面。因此，我们可以代入私人的问题意识，也可以代入特定学科的问题意识，让这些材料承载更多种类的探索兴趣。
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它信奉“和为贵”。而多布文化却推崇嫉妒与仇恨，这恐怕是中华文化难以理解的。作者没有深入分析其中缘由，只是在案例最后总结多布人：“他们的美德就是尽可能找到受害者，发泄对人和自然的恶意。”那么，这种憎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历史唯物主义在此给出了一种线索。在案例起始之时，作者提及多布人的小岛，此岛“怪石嶙峋且土少鱼稀”，他们与本族之人一直处于“永久的区际敌对状态”；然而，在附近那些自然条件优越的小岛上，呈现出的是政通人和的景象，那里的人们注重和平与互惠。在后续的材料里，我们察觉到多布人的自然条件以及生产方式确实相当受限。我想起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精神生活”这一洞见，我认为这些因素很有可能就是那些带有“恶意”的物质根源。倘若上述论说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见证了深深扎根于田野的文化人类学是如何与具有提纲挈领作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结为伴侣的。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朝向可能性与多样性的学科。其现实效用不局限于特定学科和特定读者。人类学学者周大鸣曾指出，虽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旅行，但是在外在形式上，两者极为相似。笔者想补充的是，具备前述的多元与整体文化观，能否真正理解其他文化，这是文化人类学家与一般旅行过客的内在差别。虽然绝大多数读者不必成为专业文化人类学家，但我们都会旅行，文化人类学的滋养能让我们摆脱局限于多元文化之外的狭隘见解，获得更丰富的旅行体验。又或者，人生也无非一场旅行？
《文化模式》是由[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著，由黄觉进行翻译，于 2024 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