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呼吁废除35岁就业门槛，关注青年就业与心理健康
昨天，“人大代表呼吁废除 35 岁就业门槛”这件事登上了热搜。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是人民大学的教授，他在调研过程中察觉到，就业市场存在普遍的年龄歧视现象，尤其是 35 岁限制入职的情况特别严重，这对青年人的就业产生了很大影响，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以及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热搜直接击中了部分年轻人的“痛点”，甚至让很多还处于求学阶段的年轻人都感到焦虑。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于谈及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时表明，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近些年来的民生相关话题，在提及获得感、幸福感之际，常常会谈到“安全感”。从较为狭窄的意义上来说，安全感意味着维护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的稳定，保障人民群众能够安心生活、社会保持安定且有序的状态。心理学上的安全感意味着从恐惧和焦虑的心态中脱离出来，让人产生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所以广义上的安全感应该是基于对生存环境以及现实秩序感到满意，从而产生的确定性和可控感。从这个角度来看，获得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积累的现实收益；幸福感是由当下的收获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而安全感不只是当下的感受，更是指向对未来可预期的信心。
如今社交媒体上蔓延的一些焦虑，通常源自对未来的难以预期。就像今天登上热搜的“35 岁就业门槛”这件事，部分年轻人由于对现实中出现的就业难题以及 35 岁之后的职业规划没有把握，所以才会产生焦虑。比如养老焦虑方面，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在逐渐变弱，有些老人和子女所担忧的是缺乏高质量的社会养老服务；在教育方面，当已经解决了“无书可读”的问题之后，部分家长所忧心的是教育的品质以及全面发展等问题……
这些焦虑的主体，不再是过去在民生保障中需社会兜底的特殊困难群体啦，而是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迈向“品质”追求的更大多数人群呢。他们的焦虑，是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不能用传统的眼光去看待，也难以凭借过去的经验来解决。
安全感需要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抵挡未来不确定的风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很合适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应该顺应现实环境和群众需求的变化，如今的民生建设，要给民众提供更多的空间和保障。
客观情况表明需求往往领先于供给端。公共民生服务尚未能完全契合民众新的需求时，匮乏的担忧就会自然产生。当下，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升民生保障以及加大公共服务供给所带来的安全感预期，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种安全感与经济发展能够相互促进且相互强化。能否提供充足的公共资源保障，直接关乎人们是否拥有足够的安全感，进而影响他们构建拥抱不确定性的勇气和行动。
更重要的是，安全感对创新活动的选择和产出有直观影响。创新通常与试错相关联。在合理范围内的错误，社会保障体系能否消化、接纳并托底，这直接关系到个人的选择倾向。当就业不再存在年龄偏见后，年轻人才更敢于去奔赴自己所热爱的事物，即便失败了，也拥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从这方面来看，民生保障系统构建出的安全感，其更长远的意义在于能够增大社会的容错范围，从而给公众提供更多的信心与期待。当人们对未来进行想象并且付诸行动的时候，社会所给予的安全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让每一个普通的人向前迈出一步，去拥抱个人发展的最大可能性。这种社会合力与意识所指向的，是人人能够更充分地发展，社会的创新要素能够更充分地涌流的理想未来，它会导向一个充满生机、富有信心和希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