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纲生平与学术贡献：从经学到金石学的探索之旅
张之纲出生于 1867 年，逝世于 1939 年，字文伯，号君辅，晚年号谢村老民，是浙江永嘉人。他幼年时，父亲前往汉阴府任职，所以他来到了湖北，暂时居住在武昌。1886 年秋天，他因参加乡试从武昌返回故乡。在此期间，他听闻瑞安的孙衣言学识非常渊博，是一代经学大师，于是前往向他求学。之后，他又与孙衣言的儿子、著名学者孙诒让关系友好，交往密切，一起探讨周秦以上的古文。两人每日相互研讨，彼此汲取长处，各自都有擅长之处。一生精心钻研文学，到了晚年则沉迷于金石之学。在寓居上海的时候，更是专注于研究钟鼎上的古字，曾经有诗自我比拟说：“用笺注的功夫如同镌刻的功夫，冥思苦想、穷尽搜求而达到内心满意。”
张之纲致高云麓信札 作者供图
张之纲一生有很多著述。然而，正式出版的，只有《毛公鼎斠释》这一本书。1934 年有铅活字印本的《毛公鼎斠释》。上海中华书局用聚珍仿宋版精心印刷了它。它的开本很大。它的装帧很精美。扉页有篆书题签，上面写着“甲戌秋七月刊于沪上”，还有篆书牌记。题签者是“古杭王禔”，他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是近世杰出的书法家、篆刻家，尤其以篆隶闻名于世，他号福庵，生于 1880 年，卒于 1960 年。
庚午年（1930 年），张之纲作自序。他在自序中回顾了从毛公鼎出土之后，各家对鼎上文字的考证历程，还概论了各家的得失，展现出了深厚的功力。至于他自己为何在金石文字研究中特别钟爱毛公鼎，自序开篇就已经明确地说过，他称：
世上谈论金文最为丰富的，大家都说有曶鼎，有二盂鼎，有毛公鼎，有散氏盘，还有后来出现的大克鼎等（齐侯鎛钟，宋人传摹仅存，所以不讨论它）。我综合其大概情况，曶鼎和散氏盘的事情都是关于争田确定，在意义上没有值得选取的；盂鼎和大克鼎虽然也有赏赐命令的言辞，然而与毛公鼎体制的典雅庄重、辞义的忠厚深远美好相比，其他那些器物哪里还能比得上呢？所以不仅仅是文字的丰富，就已经值得欣喜了。
张之纲对毛公鼎很钟爱，这在上述百余字序文中表现得很明确。毛公鼎是西周宣王时期的器物，在清道光年间于陕西岐山出土，是很重要的古鼎。鼎内有 32 行铭文，共 497 字，是宏大的作品，是迄今所见先秦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被赞为“抵得一篇尚书”。他的书法奇特飘逸、灵动飞扬，气象雄浑肃穆，笔意圆润有力、繁茂隽秀，结体方正而修长，比散氏盘稍微端正整齐一些。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在为鼎文拓片写题跋的时候，也由衷地赞叹道：“毛公鼎是周朝庙堂中的文字，那文章就如同《尚书》一样。学习书法如果不学习毛公鼎，就如同儒生不读《尚书》一样。”
显然，张之纲最为看重和颇为自得的工作是研究毛公鼎所镌古文字。为此，他首先把这部分研究成果出版了，《毛公鼎斠释》也就此成为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并且因为他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所以这本书也成为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著作。
张之纲在写了自序之后，有一段补记。他在补记中追忆了曾经暂住在北京，并且发奋钻研金石之学的情形。这段文字写道：
此稿乃拙著《栔亭金文斠释》中的一篇，长久放置在箱子中。当我前往上海游历时，亲朋好友偶尔看到了它，纷纷鼓励我将其付印，他们的心意十分诚恳。回忆起在宣南撰写此稿的时候，连续数十天都是炎热的雨水天气，古老的树木和荒废的庭院，房屋漏雨，全部都被淋湿了。我的亡妻朱躬带领着婢女和女仆，日夜多次移动帷帐和几案，她却能安然处之。没过多久，它就挂在了墙壁上，如今抚摸着它，追忆往昔，能说它与我的心意相契合吗？
这一段追忆文字，描述的是张之纲在京为官时从事研究的情况。他笃志为学，甘于清贫，那种生活情态仿佛就在眼前。经查，文中提到的《栔亭金文斠释》，有初稿八卷，现存于上海图书馆。如果能够将其全部整理出版，应该会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毛公鼎斠释》出版于 1934 年。它的完稿时间能够追溯到 1930 年之前，也就是张之纲从北京迁居上海之前。此稿一直被放在箱子里。在他前往上海游玩时，由于友人的劝说和催促，才将其交付出版。张之纲本人对此稿出版相当慎重。新近发现了一通他致高云麓的信札，信中提到“刻拟印先祖诗稿及拙著，我兄有印刷店熟人否，以能仿宋为佳”等内容。由此可见，张对印制自己的著述有一定的要求与预期。
最终选择了上海中华书局用聚珍仿宋版来付印。这不仅是因为要考虑装帧雅致和字体美观，还因为书稿中存在大量异体字、古体字以及金文改写字，而这些字必须通过新刻字模来解决。在这方面，当时的中华书局的技术条件无疑是最为成熟的。
当年，有一些学术著作存在这些技术难题，并且校订次数还很多，比如王国维的代表作《观堂集林》，是由中华书局在 1921 年至 1923 年间承印的。那部有 20 卷且分装为 6 册的《观堂集林》，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印制完成了。《毛公鼎斠释》这本册子很薄。从 1930 年张之纲为书稿作序开始，到 1934 年秋，印制竟然用了整整 4 年时间。在这期间，排版印制花费的时间固然很多。张之纲不断进行校订，精心监督印刷，他为此消耗的精力和时间，恐怕要比排版印制耗时数倍还要多。
由此可见，毛公鼎出土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期间，研究这一重要国宝的学者有很多，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像张之纲这样，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研究毛公鼎上，并且在他生前只有一册《毛公鼎斠释》出版流传于世的人，实际上是不多见的。在我看来，“一生最爱毛公鼎”这样的赞誉，张之纲是完全当得起的。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14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