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历史起源：从李希霍芬到卡尔·李特尔的探索与发展
通常认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 1877 年出版的德文著作《中国》第一卷里最先提出的。其含义为在公元前 114 年至公元 127 年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连接中国与中亚以及中国与印度的交通道路。李希霍芬的学生阿尔伯特·赫尔曼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这本书中，对这一定义又把丝绸之路西段延伸到了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另外，最近有学者经过考证发现，在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之前，德国相关的地理文献中就已经多次出现过，达到了 13 次。李希霍芬的老师卡尔·李特尔最早提出了“丝绸之路”。在 1838 年，他于柏林出版的《地球科学》第 8 卷里就已经提到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王冀青：《“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应为李特尔》，《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 年 10 月 27 日）
过去，因为传统史料存在缺失记载以及表述模糊的情况，所以我们对于西北史地以及丝绸之路的整体认知始终处于一种模糊、不清楚的状态。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大量西北汉简被发现，这给秦汉史、西北史地、丝绸之路以及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带来了极为重大的改变。敦煌悬泉置遗址所出土的悬泉汉简，它就是当时丝绸之路历史的原始档案，也是对当时丝绸之路历史的实时记录。纪年简的时间是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到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这个时间与李希霍芬的定义大致相符。在空间方面，它除了记载西域诸国（天山南北）之外，还记载了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以及罽宾等。也就是说，从空间范围来考量，悬泉汉简中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与李希霍芬的定义也是相吻合的。因此，不论“丝绸之路”的概念最初由何人提出，这一定义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与悬泉汉简所记载的情况极为契合。悬泉汉简以及其他新的发现，让我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有确切史料依据的阶段。
悬泉置遗址鸟瞰图 资料图片
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 资料图片
河西四郡的设置与边疆治理
《汉书》有“设四郡，据两关”的相关记载，并且还有汉末元始二年（公元 2 年）时 4 郡 35 县的地理以及人口方面的记载。然而，对于河西走廊在军事设防、行政管理、经济开发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记载比较简略粗糙。出土的汉简把这方面的欠缺给弥补了。军事方面，汉简记载，敦煌地区存在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宜禾都尉和阳关都尉，居延地区有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都尉属于比二千石级别的军官，其职责是负责边疆地区的军事驻防。在都尉之下，设有若干候官，候官的秩禄为比六百石。敦煌地区的玉门都尉有大煎都候官和玉门候官；中部都尉有平望候官、破胡候官、吞胡候官、万岁候官等四个候官（据王国维认为还有步广候官）；宜禾都尉有宜禾候官、鱼泽候官、昆仑候官、美稷候官、广汉候官等五个候官；阳关都尉有博望候官和雕秩候官；居延都尉有殄北候官、甲渠候官和卅井候官；肩水都尉有肩水候官、广地候官、橐他候官、仓石候官、庾候官等五个候官。候官之下有若干候部，候部之下又有若干烽隧。依据李均明的《甲渠候官规模考》（《文史》第 34、35 辑）进行研究可知，甲渠候官所管辖的部隧的戍卒总数处于 240 到 300 人之间，其他候官也能够据此进行推断得知。留存到现在的汉塞烽隧在河西走廊蜿蜒超过 1500 公里，被赞誉为“露天长城博物馆”。最西面榆树泉盆地有广昌隧、凌胡隧、厌胡隧，居延地区最北面有殄北隧、鉼庭隧，相当一部分汉代烽隧能够指认当年的名称、驻防戍卒以及发生过的相关事件。《塞上烽火品约》详细规定了在不同敌情下如何燃放烽火以及升降各种预警信号，目的是确保边防军事信息的准确传递。这些都是通过出土汉简而获得的新知识。
在行政管理领域，郡县乡里有着完整的机构设置以及治理体系。这一体系确保了中央政府能够对地方进行直接控制，避免了地方割据势力的产生，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从汉简的记载来看，我们几乎能够罗列出历任敦煌太守以及玉门都尉的任职名单和任职时间，这些信息为研究相关的历史事件和治理措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根据汉简中的材料对基层社会进行研究，可以列出效谷县下属的乡、里组织及相关名称，从而详细了解对基层社会的精细化管理，这样既确保了中央政令的畅通，又保证了地方事务的高效处理，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负担，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并且，通过大量的汉简材料，能够了解官僚体制下的文书行政，严密的文书管理制度保证了行政运作的准确高效。这些在传统史料中没有被详细记载。并且，在经济发展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出土汉简都提供了一些详细的记录。
西域都护府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发展
西域是汉匈长期争夺的战略重点。西域诸国大多是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的习俗不同，所以都被匈奴役使和隶属。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置了僮仆都尉，让他统领西域，常常居住在焉耆、危须、尉黎之间，向诸国征收赋税，从中获取财富。后来日逐王先贤掸率领众人投降汉朝，这在汉匈关系史上是一件大事。从出土文献档案的角度来看，汉简中记载了日逐王归汉这一事件。这实证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自此之后，汉朝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来管理西域。汉简中对历届西域都护有记载，对西域都护下属官员和戍卒路过悬泉置有记载，对西域都护给朝廷上书也有记载。这些记载提供了大量微观的资料，提供了大量具体的资料，提供了大量原始的资料。这些资料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实证了西域与中央王朝的隶属关系更为详细，说明自古以来新疆地区就是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资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人员方面可以看到，西域屯田是汉王朝加强和巩固西域统治的重要措施。屯田戍卒平时致力于农业生产，战时能够迅速转变为战斗力量。这样一来，既减轻了内地军队所承担的负担，又提升了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其结果是，汉朝在西域的军事存在变得更加稳固，从而有力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西域地区的安宁。《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在孝武时期开始与中原相通，原本有三十六国，之后逐渐分裂到五十多个，它们都位于匈奴的西边，乌孙的南边。”这样的记载，体现了西汉王朝同西域各国的紧密关系。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的丝绸，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已经在多个西方国家的记载中有所出现，并且考古发现也能提供证据。像老普林尼的《自然史》里有相关记载，托勒密的《地理学》中也有提及，还有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大墓中的出土文物可以证明。然而，中西之间正式对接的标志，是从张骞开始的。上文提到，悬泉汉简中记载了两汉丝绸之路。李希霍芬定义了“丝绸之路”。这两个“丝绸之路”在时间、空间以及内容上完全吻合。所以我们的讨论从汉简的记载开始。
居延汉简有一枚里程简，它记载了 20 个地名，这些地名是从长安开始一直到河西走廊中部的。悬泉汉简中也有一枚里程简，此里程简记载了从古浪峡到酒泉的 14 个地名。两者行进的路线存在差异，然而它们最终都能到达目的地，能够将东到长安、西到敦煌的这段丝绸之路连接起来。里程简中记载了驿置机构、停靠站点、行走方向、沿途经过以及里距长短。这些记载为研究丝绸之路东段路线提供了准确细致的描述，从空间范围实证了丝绸之路的诸多细节。根据悬泉汉简的记载，在敦煌郡东西三百公里的地面上，像悬泉置这样的驿置机构有九座。每座驿置机构相隔约 30 公里，横贯敦煌全境，进而进入西域地区。
悬泉置是一个驿置机构，具备综合功能。它的占地面积超过 2500 平方米，有大约 28 间房屋。定员为 37 人，包括官卒徒御等。这里有 40 匹传马，10 多辆传车，还包含厨、厩、传舍、驿等多个单位。作为驿置机构，悬泉置肩负着公文和邮书的传递任务。汉简中邮书传递的记录包含了邮书传递的方向等诸多方面，也包含了种类等诸多方面，还包含了数量等诸多方面，同时包含了发文单位等诸多方面，以及收文机构等诸多方面，还有传递时间等诸多方面，以及经手人等诸多方面，以及邮书保存状况等诸多方面，还有传递过程等诸多方面。这些记录确保了汉代政令能快速传达，能让信息及时沟通，保障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有效联系，也保障了内地与边疆之间的有效联系。作为官方接待机构，它负责过往人员的食宿接待。设有专门的传舍供客人住宿，还设有厨房。厨房能以不同标准的饮食，来满足不同身份、不同规模过往人员的需求。从简牍文书中，能够了解到过往人员的身份，以及他们的同行人员情况，还有所带的牲畜和物品，知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明确他们的具体任务，清楚他们吃了几顿饭，了解他们吃了什么食品，清楚他们花了多少钱等。此外，需依据不同情形，为过往的使者、官吏以及商旅更换和增添交通工具，像驿马、传车之类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他们能够继续向前行进。所有这些举措，都对各类过往人员在丝绸之路上的流动以及往来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
在这条道路上与汉朝有使者互通往来的中亚国家，其中最先的是大宛。大宛现今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其部分地区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张骞开通西域之后，汉武帝想要求取汗血马但没有成功，于是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前往大宛进行远征，最终与大宛订立了城下之盟，大宛每年要向汉朝进献天马两匹。在汉简中，有大宛使者进献天马的相关记录。此外有关于车骑将军长史多次出使大宛的相关记载。同时也有大宛的贵人以及使者来到汉朝的记录。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的使者有十八人，还有贵人等前来汉朝的记载，以及大宛的贵人乌莫塞献上一匹橐他，这匹马两耳黄色、有鬃毛、尾巴长一丈，后来死在了县泉置等记载，这些都说明汉朝与大宛之间存在经济文化交流，并且这种交流是丝路交往的主流形态。
其次是康居，其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地区，中心驻地为卑阗城，现今在塔什干或奇姆肯特。张骞出使西域所造访的第二个国家便是康居，康居的态度十分友好，不但派车，还派向导将张骞送到大月氏。在汉简里，有汉朝送康居质子的相关记录，这表明当时康居王向汉王朝纳质。有一条记载较为完整：甘露二年正月庚戌这一天，敦煌太守千秋以及库令贺兼任丞事，特此告知酒泉太守府的卒人。安远侯派遣比胥楗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来康居王的使者两人、贵人十人、跟随者六十四人。还献上马两匹、橐他十匹。有私马九匹、驴三十一匹、橐他二十五匹、牛一头。戊申这天进入玉门关，已经查看了名籍、畜财以及财物。（Ⅱ90DXT0213③:6 + 0214③:83）记载了甘露二年（前 52 年）派遣使者和贵人来汉朝进贡之事。有一个由 76 人组成的外交使团，声势浩大进入中原，这充分表明了两国关系的紧密。另外，汉简中的《康居王使者册》，共有七简，编绳依然存在。永光五年（前 39 年），康居王使者有杨伯刀等 5 人，包括副使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使沙囷、贵人匿等。他们从康居国向东前往汉朝京师贡献骆驼。一行人入关后，发现情况与以往不同，从敦煌到酒泉这一路上都无人照应。到达酒泉后，酒泉太守和其手下人对他们进献的骆驼进行了单方面的评估，原本是膘肥体壮的白骆驼，却被评定为羸瘦体弱的黄骆驼。使者觉得“不真实，冤枉”，于是向中央进行了上报。朝廷命令沿途的地方对这件事进行彻底调查。文件到达敦煌之后，由敦煌太守府传达给效谷县，效谷县接着传达给悬泉置，要求悬泉置在三天之内将相关经过上报给县廷。正是这样一份文件，使后人得以了解康居与汉朝关系的变化起伏。此时敦煌地方当局轻慢康居，估计与北匈奴郅支单于西逃后和康居结成联盟、互为翁婿的事件有关；此时酒泉地方当局轻慢康居，估计也与北匈奴郅支单于西逃后和康居结成联盟、互为翁婿的事件有关。
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月氏是在河西走廊活动的游牧民族，其势力强大，是匈奴的劲敌。然而到了匈奴冒顿单于时期，形势发生反转，大约在公元前 174 年左右，月氏被匈奴击败，于是被迫向西迁移至伊犁河流域。过了 40 多年之后，又再次迁移至阿姆河流域。到了公元前后，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统一了全国，建立了贵霜帝国，其势力发展到了印度西北。汉简保留了贵霜帝国建立前大月氏与汉王朝来往的诸多记录。1978 年，在阿富汗北部朱兹詹省席比尔甘发现的黄金大墓中，出土了 21000 多件精美的文物。这些文物包括希腊神灵雕像、罗马金币、安息银币、中国西汉的铜镜与丝绸、叙利亚或埃及的玻璃器、印度的象牙雕件以及草原风格的黄金饰品。学界普遍认为，这些墓葬将从大夏灭亡到贵霜王朝建立之间的历史空白予以填补，并且展示出大月氏与周边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互动，还为我们理解古代中亚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悬泉汉简中记载大月氏历史的简文，其年代先后与这些墓葬的情况相契合，二者相互映照，宛如照亮这段“黑暗时期”的星光。
乌弋山离处在今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一带，其中包含德兰吉亚那和阿拉科西亚。此地先前是大夏的领土，之后被安息（帕提亚波斯）所吞并。其政治中心位于锡斯坦，也就是现今阿富汗与伊朗之间的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大月氏向西迁徙，逼迫安息北部的塞人向南迁移，从而占据了德兰吉亚那和阿拉科西亚。安息王为了驱逐塞人并收复失地，便派遣贵族苏林前去进行镇压。苏林历经十年战争使塞人降服。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军事独裁政权。此政权名义上归属于安息，然而实际上却完全独立自主。《汉书》将在苏林家族统治下的安息人与塞人杂居的地区称作乌弋山离。那里极为遥远，汉朝使者很少到达。从玉门、阳关走出南道，途经鄯善继续向南行进，到达乌弋山离，这便是南道的尽头。接着转向北再向东就能抵达安息。汉简中记载的乌弋山离资料十分珍贵，因为它所在的地方如此绝远。这说明当时的丝绸之路已延伸到了伊朗高原的东南部，接近波斯湾。汉简中还有一枚折垣王献狮子的记载。有学者研究发现，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弋山离“有桃拔、师子、犀牛”。汉简中的“折垣”是对乌弋山离别名 Zarangiana 或首都 Zarin 的译称。所谓折垣王献狮子，指的是乌弋山离向汉朝进献狮子的记载。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经典的一幕（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012 年第 2 期）。
罽宾的范围大概在现今阿富汗东部至巴基斯坦西北部，涵盖了喀布尔河中下游地区以及克什米尔西部。它的首都是循鲜城，位置在现今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附近。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派遣副使到达过罽宾，他们自认为此地极为遥远，汉朝军队无法抵达，所以罽宾的国王乌头劳多次抢劫杀害汉朝使者。后来关都尉文忠出使罽宾，联合希腊裔军阀阴末赴将乌头劳之子推翻，扶持阴末赴成为新王，并且阴末赴接受了汉朝的册封。《汉书》中记载，罽宾的使者“没有亲属贵人，前来奉献的都是做买卖的低贱之人，他们想要通过货物交易来购买物品，以奉献为名，所以麻烦使者送到悬度……实际上是为了获取赏赐进行买卖交易”。由此可以说明罽宾与汉朝的来往主要是在贡赐名义下的商贸往来。另外，塔克西拉向来是印度西北的佛教圣地。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在此产生。悬泉汉简中关于罽宾的记载，成为了丝绸之路通往南亚次大陆的实物见证。其中有“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用以供养守属董并、叶贺所送沙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总共四人，每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24）。记载中每顿饭都有酒招待，反映了当时接待外宾的礼遇。
总之，出土简牍是历史遗留的原始档案，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它能发挥纠史、补史的作用，是国家信史的实物佐证。其所提供的诸多详细、具体、微观的细节和史实，刷新了我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具有极为珍贵且不可替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文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资助项目“简牍学”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