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作者：胡大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桂学研究院教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对古代文学研究有很大指导意义。论述古代文学研究实现“两创”的历史经验，一方面能为当前践行古代文学研究“两创”提供借鉴，另一方面能增强古代文学研究者实现“两创”的文化自信，增进其行为自觉。
一
有人常常感慨传统文论的概念、范畴等在意义方面具有不确定性，它们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并且还有许多衍生。实际上，在文学史上，文论概念、范畴每次被重提，通常意味着某种创造性的转化。这些概念、范畴就好像一个个“活物”，它们都具备生命力，一直在不断成长、丰富并且与时俱进。而每一次创造性转化，也就意味着一次创新性的发展。
“意境”没有规定性的界说，其意义的解说有各自的出发点和环境。魏晋玄学有“得意忘象”之说，认为“意”之外皆可“忘”。王昌龄称诗有物境、情境和意境“三境”。司空图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王国维《人间词话》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等。各个时代意境的定义，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有着不同的追求。
“兴”每次重新提出时都不一样，都有新的意义。这些多种解说，有的是因为各自目的不同，有的是因为各自解说环境不同。汉人郑玄在注《周礼·大师》时称“兴”是“见到现在的美好，担心显得谄媚奉承，选取好的事情来比喻劝勉”，他的解释符合两汉诗学“美刺”说。何晏《论语集解》引用孔国安的说法，称“兴”是“引出譬喻，连类相及”，将其当作一种手法。钟嵘《诗品序》称其为：“文已尽而意有余，这就是兴。”把它当作“滋味说”所体现出的艺术效果或审美意境，也当作审美活动的结果呈现。唐人皎然《诗式》称：“取象叫做比，取义叫做兴。义就是象之下的意，凡是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相同的，都归入比兴。”其比兴具有意境意味，将“兴”作为审美活动的结果具象化了。“兴”是文学活动的开始，并且贯穿于整个文学活动。在文学活动的不同阶段，“兴”都有着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本质特征。
“气”具有传统文论元范畴的性质。它既有概括意义，每次被提出时，又带有各自的创新色彩。像天地之“气”、人体“精气”、“文以气为主”的“气”、“口出以为言”的“语气”等，各自都具有思辨意味，能给文学研究带来启示。
这告诉我们，传统文论的概念和范畴是有生命力的。它们的多义性以及衍义性，恰恰是其创新性的体现。我们不能以命题的知识形态来对这些概念和范畴进行界定和限定，而应该用时代精神去理解它们。传统文论具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魅力。它不拘泥于字面语义和过去时代的解释，超越了知识形态的理解。传统文论不认为有最终的、唯一性的、完成态的解答。新的问题会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被提出。这种提出或许不是新的概念、术语，而是以原有的概念、范畴的名称重新提出，看似在重复，实则是创新式的提出。
二
朱自清先生称“诗言志”为中国历代诗论的纲领。（《诗言志辨序》）此“诗言志”具有纲领性地位，其意味历经历次创造性转化，从而促使古代文学研究实现创新性发展。
“诗言志”这一观点提出后，其基本含义在于，诗歌是用来抒发自身情志的，是属于自己的创作。《毛诗序》中提到：“诗是志向所指向的。在心中的是志向，用言语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中被触动，就会用言语表现出来。言语表达不够充分，就会发出嗟叹；嗟叹还不够，就会放声歌唱；放声歌唱还不够，就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诗歌抒发的是个人的“志”。世人对《诗经》的作品就是这样进行解释的，例如《卷耳》的小序就说：“这是后妃的志。她又应当辅佐君子，去寻求贤才、审查官员，了解臣下的勤劳，内心有进贤的志向，却没有阴险邪僻、私下求谒的心思，日夜思念以至于忧愁勤劳。”所以孔颖达在《毛诗序正义》中说：“诗是人们的志意所趋向的地方。虽然有所趋向，但还没有说出口，蕴藏在心中，就称之为志。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才叫做诗。”作诗的目的，是为了舒展心志、抒发愤懑，最终通过歌咏得以完成。所以《虞书》称其为“诗言志”。
《左传》里有“赋诗言志”这种情况，既可以用自己创作的诗，也能够用他人创作的诗。这样一来，“诗言志”就具备了共生性，他人和自我之间形成了紧密且互利的关系，他人的诗等同于自我的诗，他人的志也就等同于自我的志。
“诗言志”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具有了群体性的意义。“诗言志”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志，正如《毛诗序》所说：“一国之事系于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诗歌是以个人名义吟咏的，却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发出心声，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呼喊。孔颖达《毛诗序正义》进行解释：一人指的是作诗之人，作诗的人是在表达自己一人的心思罢了。需要注意的是，所说的一人之心其实是一国之心。诗人领略一国的意趣并将其当作自己的心，所以一国的事情就托付给这一人让他来表达……说天下的事情，也就是让这一人来表达。“诗言志”意味的这种转化，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社会意义。
人们称汉乐府诗歌为“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由此可知“诗”是群体之诗，“志”是群体之志。王夫之在《诗绎》中总结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就完备了”，并且“用那具有群体性质的来表达怨恨，怨恨就会更加难以忘怀；用那带有怨恨情绪的来促进群体，群体就会更加真挚”。强调了“群”在“诗言志”中的重要意义。
三
我们的总体目标包括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整体性地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是我们的总体目标之一。从古代文学研究强调“知人论世”到突出“本事诗”的探索，就可以看出这一目标。中国古代的文学阐释，重视文本本身的研究。同时，它还扩大视野，注重作者的创作场景、创作意图以及读者的主观解释。也就是说，它注重文学之“事”的研究。这种注重文学之“事”的研究，是经过数次创造性转化而不断完善的。它也由此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
孟子称：“吟咏他们的诗歌，诵读他们的书籍，倘若不了解他们的为人，这可以吗？所以要论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这就是与古人结交为友啊。”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讲述的是修身的方法以及“交友”的道理。然而，后世将“知人论世”创造性地转化为解诗的方法，这是对“知人论世”的一种创新性发展。这表明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要想真正理解文本，除了文本本身之外，还必须了解与相关文本相关的所有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性地了解文学。
古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形成了《春秋》，“言”形成了《尚书》（《汉书·艺文志》）。倘若“言”构成了一种文体，那么这种文体与由这种文体所引发的那些事是分别进行记述的。到了《左传》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各自承担其职。大概在齐桓公、晋文公成为霸主，联合同盟的时候，这是春秋时期的大事，然而《尚书》却缺少记载。秦师遭遇败绩，缪公进行诫誓，这在《尚书》之中，是说得比较重大的事情，然而《春秋》却没有记载。由此可以明确得知，言语和事情是有区别的。等到左氏撰写书籍，不遵循古代的方法，言语和事情都在传中呈现。然而言语和事情相互结合，繁简安排合理，所以能让读者不停地探寻思索，阅读讽诵而忘记疲倦。”“言、事”合述是一次创新性的发展，重点就在于通过“事”来强化作品的意义。于是，追求作品之“事”，就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方法。
追求“事”，并且经历着持续的转化与创新。史书里记载的那些作品，大多是与“事”相关的，例如《史记》所记录的《子虚赋》《上林赋》生成的“事”。然而，大多数作品的“事”，要么没有直接留存下来，要么没有完整留存下来。寻求作品的“事”，就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基础工作。世人重视作品序，将序当作作品生成之“事”的承载者。例如《文选》所收录的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傅武仲的《舞赋》，这些赋的开头都有关于作赋缘由的那些“事”。有人把这些文字视为“序”，在赋题之下标明有“并序”，这表明总集编纂者关注所录作品“言、事”的完整性。后人批评《文选》编撰者将本属于作品开头的“问答发端”视为“序”。然而，这些“问答发端”，无论是在赋首还是序中，对于作品而言都非常重要。所以，在唐代李善注《文选》时，补充了大量类似“序”的作品之“事”，以此来补充作品的完整性。
唐时，孟棨创作了《本事诗》。这部书所记载的都是诗歌的本事，将其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七类。它以诗来系事，孟棨在自序中说：“诗这种东西，是情感在心中被触动然后表现在言语上。”“在这些诗歌当中，尤其有让他钟情的，要是不加以发挥，谁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呢，所以就选取这些内容写成了《本事诗》。”他尤其关注那些因为“触事”而产生“兴咏”的情况，其目的就是为了“明”诗歌的“义”。
作品、作品所属文体与“事”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人类生活中发生的“事”，会促使作品的产生。当作品超出了已有的文体范畴时，就引发了新文体的生成。新文体的生成有助于人类解决社会生活中“事”所带来的问题，而文体的介入满足了人类生活的需求。处于所处的时代，去寻找作品生成的“事”，凭借整体性来推动文学研究，这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崇尚。
古代文学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涵盖各个方面。以上所提及的只是举例性质的，但却能说明一个道理，即创造性转化会引领出古代文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这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同时还需说明，古代文学研究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有文学史经验可供遵循的，这需要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者共同去努力。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1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