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念群生:雷闻对隋唐礼俗信仰研究体现的人文关怀

作者：沈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学界一直对中古时期的信仰、仪式与国家的讨论极为关注。《永念群生：隋唐礼俗与信仰论集》（下称《永念群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雷闻的相关研究文集。实际上，在这股研究风气兴起之前的 2009 年，雷闻就已在《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尝试对有关问题进行系统讨论，且该书被学者不断征引和借鉴。《永念群生》中的多篇文章，是作者依照之前的研究思路继续开展出来的。在这一系列关于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信仰、礼制与民俗的研究背后，如同标题“永念群生”所展现的那样，能体现出作者对处在历史洪流之中，然而却在宏大历史叙述中被埋没的个人生命的关怀与悲悯。

该书映入眼帘的是关于信仰的研究，在研究旨趣上，绝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宗教史。其研究的内核是通过信仰这一媒介，去研究隋唐时代国家体制、国家能力等一系列历史学的核心问题。

阅读此书，我认为，作者展现了中古时期国家对于宗教的两种不同态度。其一，将社会中的宗教视为一种潜在的隐忧。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里，作者探讨了在面临因信仰无序发展而导致社会失序的困境时，国家是如何运用律令体制来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秩序的。国家在进行社会治理时，一方面把信仰直接吸纳进体制，或者将其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制度补充；另一方面积极促使制度性宗教向下发展，把不同地域、阶层纳入一个有序的格局当中。在对“京观”的研究里，作者梳理了隋唐时期把京观转化为佛寺的尝试，从而揭示出在传统政治文化之外，国家借助佛教资源去超越传统的努力。作者在书中的一篇文章里再次表明了对自马克斯·韦伯以来的某些既有理论的不满足以及反思。他指出，信仰曾经以一种将国家礼制与民间社会相连接的纽带形态，存在于中国的历史深处。这种从信仰出发进而谈及国家的研究路径，或许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传统制度史研究的功底。从书中那篇有关“三史”与科举制的文章里能看出一些迹象，雷闻的研究明显受到了他的老师吴宗国先生的很大影响。

作为历史学著作，书中体现出的理论关切是以作者对多种材料的综合运用能力和扎实绵密的考证功夫为基础的。作者对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以及石刻材料很熟悉，并且能合理运用考古材料，这使得他的研究更加丰满且有力量。敦煌文书中留存的唐格，阿斯塔那古墓和吐峪沟出土的残篇文书，都成为作者研究的重要依据。在分析敦煌 158 窟北壁涅槃变各国王子举哀图时，作者发现了“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的形象。接着，作者不仅找到了克孜尔石窟的图像材料，还找到了片治肯特城址的图像材料。同时，在南阳画像砖中，作者也找到了这类主题的渊源。通过这些发现，揭示了粟特文化与中原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作者针对石刻史料，全面考察了窦琰与康太和的墓志。同时，大力呼吁要重视通过石刻史料来研究隋唐道教史，强调其重要性与迫切性。这是作者基于近年来对隋唐道教石刻进行系统研究而得出的深刻认识。不过，在讨论金仙公主的行第时，作者没有采用《金仙长公主墓志》与《涿鹿山石经堂记》的记载。相反，作者考证并采纳了《唐会要》的记述。在当下学术界过于“痴迷”出土材料的情况下，作者保持了谨慎与清醒。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解读杨贵妃与安禄山的“三日洗儿”仪式时，作者引入了西方人类学中关于“仪式”的理论，这很有新意。并且，作者用此理论对传世文献记载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可视为中古史研究中打破学科壁垒的一次有益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学术史储备非常丰富，学术视野也很广阔，这使得作者能够将前辈们的优秀成果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在书中的“下篇”，所收录的书评与学术史综述，能够让人看出作者对学界动态，尤其是海外学术进展有着准确的把握。此次进行结集出版时，作者又对新出现的材料以及新近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吸收。

《永念群生》出版了，这可以说是中古史多学科研究的一次试验。它系统地展示了作者一直以来对于礼俗与信仰的思考，同时也展现出了一幅在隋唐盛世多元文化交织与交融的历史图景。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9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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