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世界形势：经济混乱？特朗普政策矛盾待剖析

关于当下的世界形势，您是否认同我们正处于经济混乱状态？

马斯金表示，的确，近期局势颇为动荡。自特朗普政府重新掌权后，他们推行了关税政策，有时甚至显得缺乏明确政策。同时，美国国内的埃隆·马斯克及其团队一直在努力大幅减少政府开支，能削减的都尽量削减。

特朗普所宣称的宗旨似乎与他达成目标所采取的策略存在显著冲突。以他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为例，他声称此举部分意图在于提升国家财政收入，然而截至昨日（5月12日），针对中国商品的税率已高达145%，在如此高的税率之下，几乎很少有商品能够被美国消费者所购买。鉴于此，我认为这些关税几乎无法带来预期的收入。所以，这一目标可以说与实际执行的政策相矛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会共同主席马斯金教授的在线讲座

在国际协议的框架下，经济学研究表明，多边条约和多边贸易协定通常比双边协议更具优势。以欧洲联盟为例，它最初源于欧洲大陆的贸易协议——欧洲经济共同体，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因此，欧盟不仅决定要成为一个经济实体，还致力于成为政治实体。特朗普采取的策略是进行双边协商，仅与单一的中国或英国进行单独对话，这样的方式效率较低，涉及范围较窄，相较于多边协议，其稳定性也相对较差。

在特朗普重新掌权之前，这些贸易协议自然已经存在，并且实际上，它们依赖一个特定的调整机制来维持运作，即世界贸易组织（WTO）。但特朗普却选择对这些制度安排视而不见，并单方面大幅上调关税。这种行为不仅引发了不确定性，还激怒了贸易伙伴。这种单边举措充满了侵略性，即便经过协商达成了某种共识，各国仍旧担忧，在这样的做法下，这些协议究竟能维持多久；特朗普曾直接废除之前的协议，这一点让他们感到不安。

在我看来，特朗普的政策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并且对国际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对于过去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亦如此。

埃隆·马斯克受到美国政府之邀，协助推行改革计划，涉及削减公共支出和撤销部分政府机构等措施。鉴于您在研究机制构建及政府与市场经济领域拥有专业见解，您能否分析一下马斯克可能面临的问题所在？

马斯金表示，他感觉对方并未深刻领会众多政府机构所肩负的至关重要的公共职责。在担任私营企业管理者期间，对方往往仅着眼于利润与亏损，却未能认识到政府巨额支出所蕴含的公共利益特质。

以一个实例来说明，这同样与我们息息相关，那就是科研经费的投入，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美国政府通常每年投入数百亿美元，其中大约七百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在大学里进行，但如今，许多资金已被冻结，甚至被取消。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有人认为这些研究并非必需，或者与国家的需求关联不够紧密等因素。然而，这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从根本层面来看，基础研究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经济学家普遍认识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非资本积累，亦非劳动力投入，而是技术革新。追溯新技术的起源，我们发现它们实际上源自于基础研究。以计算机行业为例，它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高科技产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若非量子力学等基础研究的深入，计算机产业将无法诞生；同样，半导体产业也无法兴起，因为其发展正是建立在量子力学的基础之上。

因此，马斯克和他的团队减少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实际上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决策。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基础研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有助于推动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你或许会疑问，为何这些研究项目必须依赖政府资金来推动，而非完全依赖私人资本？诚然，部分基础研究已有私人资本介入，但需明确的是，基础研究所带来的多数利益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甚至可能对全球产生正面影响。在私营企业无法独占这些收益的情况下，它们往往缺乏投资的动力，因为它们的根本目标是追求利润。基础研究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故私营企业难以投入充足资金以实现最佳效果。在此背景下，政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即保障基础研究得以全面展开。遗憾的是，马斯克及其团队对成本削减的狂热追求，使得上述努力遭到了忽视。

5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为马斯克举办欢送会

您是否觉得，将特朗普的关税举措与马斯克的成本削减战略，视为对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激励与职能认识不足的表现？

马斯金表示，确实如此，正如他之前所言，特朗普的政策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某些目标是可以被理解的。比如，他提倡在美国本土发展制造业，并提升财政收入，然而，他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策略，即特朗普所运用的手段，却与目标本身产生了冲突，实际上往往事与愿违。这种现象反映出他对政府职能的理解存在不足。

在马斯克的例子中，我认为他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政府在关键领域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他将政府视作一家普通的企业，然而政府并非企业，其存在目的在于为整个经济体系提供必需的服务，为整个国家提供必需的服务，甚至有时为全球提供必需的服务。这些都是在政府不参与的情况下，原本不会得到提供的公共产品。

在机制设计研究领域，您作为资深专家，能否阐述中央银行构建过程中所遵循的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如何有助于中央银行更有效地减轻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

马斯金：有一条重要原则是中央银行应当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

中央银行无疑是政府的一部分，然而，政策的抉择绝不能仅由总统一人决定。这是因为，总统在面临利益纠葛时，若正准备竞选连任，他便会倾向于让经济环境对民众、消费者及企业更为宽松。于是，他可能会倾向于注入更多流动性或下调利率，这两项措施在本质上并无二致。然而，他却可能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即流动性的增加可能引发的通胀问题，这将在未来带来不利影响。总统与高级决策者们往往更倾向于增加货币的流通量，而对此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视而不见。鉴于此，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显得尤为关键，以避免其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

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并非通过选举产生，这确实如此，他们不会参与连任的角逐。他们是通过任命程序选出的，作为一群专业人士，他们肩负着特定的职责，特别是对联邦储备体系的使用。他们的任务是维持物价的稳定，这包括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在通货紧缩发生时，他们同样需要采取措施。不过，通货膨胀的问题往往更为人们所关注。美联储需致力于确保全面就业的实现，这要求在经济陷入衰退时，该机构需肩负起增加货币流通量的重任，以此促进经济恢复，重返全面就业状态。因此，中央银行的职责与独立性成为确保其高效运作的两个核心要素。

我必须强调，任期的长度同样至关重要。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的任期长达十四年，这无疑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能够从长远角度考虑货币政策，不必局限于短期因素。他们能够展望未来，因为他们在中央银行的工作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对国家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您能阐述地方政府在激励措施上的特点吗？以您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工作经验为参照，市长及其团队在吸引企业入驻方面，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清华大学所在的政府相比，存在哪些差异？

马斯金指出，美中两国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筹集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美国，以剑桥为代表的大多数城市，其主要的财政支撑来自财产税。若个人或企业拥有土地或房产，便需依据评估价值，每年缴纳相应的税款。当然，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纽约市，在征收财产税的同时，还会对所得征收所得税，但这种情形较为罕见。总体而言，关于财产税的论述在多数情况下是通用的。在中国，地方政府有权向居民征收与所得税相似的税费，并对企业实施利润税，以此提升地方财政收入。这样的政策赋予了中国地方政府在激励企业方面更广阔的施展空间。通过给予本地企业较低的税率，城市能够吸引这些企业入驻，这对城市而言是益处良多的。因为城市能够从这些企业那里获取最终的税收收益。企业目前享受税收减免，然而在将来需缴纳更多税款，这一现象亦表明城市的整体利益因企业的入驻而增加。这历来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它不仅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同时也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这一过程已经持续了多年。

自然，美国同样允许对本土企业实施税收优惠，然而，此类优惠往往以财产税的形式呈现，使得城市在实施过程中可利用的空间相对较小。比如，若某公司入驻后办公空间利用率极低，以软件公司为例，它们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并不大，许多软件工程师甚至能在家中办公。这样一来，市政府对该公司征收的财产税便有限，从而难以对这些企业提供有效的税收激励，毕竟这些公司的税收负担原本就不重。因此美国的模式相比中国而言，对地方政府的限制更大。

继续浏览有关 经济混乱特朗普政策马斯金 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