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7年居全国消费第一城的上海直面挑战，印发促消费方案

连续7年位居全国“消费第一城”，上海正在直面挑战。

今年第一季度，上海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被重庆超越，二者之间的差距大约是146亿元。目前，这一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1月至4月期间，上海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5355.46亿元，同比下降了0.3%；而重庆的总额为5385.43亿元，同比增长了4.4%。

近日，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一举措紧随今年力度最大的补贴活动——“五五购物节”之后，展现了上海在促进消费方面的系统策略，因而引起了广泛关注。

《方案》中提出的六大行动中，充满了创新之处和举措。其中首次提出“提升自我消费体验”，这被视为上海发展新型消费的一个显著特点，“夜间教育经济”和“二次元文化经济”不仅贴近生活，而且顺应了年轻人的消费喜好；同时，从多个角度促进服务消费的优化和提升，这也恰好满足了上海服务消费的强烈需求以及其迅猛的增长态势。

这些举措依旧主要关注消费本身，然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城乡居民增收行动”以及“消费能力保障支持行动”被优先考虑，置于推动消费的核心地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张伯超在接受采访时对此发表看法，他认为这表明“上海对消费的基本规律表示尊重，并清楚地认识到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

上海作为全国消费领域的“领军者”与“趋势引领者”，其背后的这一转变，其成因同样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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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并非首个出台新一轮促消费政策的省份。

自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自此之后，湖南、浙江、广东、湖北等省份纷纷展开了相应的规划。细观这些省份所制定的政策文件，不难发现它们与国家层面的政策保持一致，普遍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保障消费能力作为优先考虑的重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对于这一显著的改变进行了阐释，他指出，过往的消费政策主要关注供给端，着重于通过增加供给来激发需求。然而，此次的方案则着重在需求端增强政策支持，致力于提高居民收入和减轻负担，旨在让民众的消费信心更加坚定，预期更加稳定。

同样是增收减负，不同省份的“打法”略有不同。

广东省对增加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给予了高度重视。在“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稳定增长”的规划中，首要举措包括两项具体措施：一是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计划，吸引十万名大学毕业生到广东就业创业；二是大力开展“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和“南粤家政”三大工程。值得一提的是，广东还积极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圈的建设，并加强就业驿站和零工市场的建设。

浙江省作为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特别重视企业在其中的作用。他们把稳定就业的重任主要寄托在企业，对于那些在就业方面具有良好示范效应的经营实体，在同等条件下，会优先确保其建设用地计划，并提供相应的用工支持服务。此外，浙江还推出了“真金白银”的鼓励措施，对那些符合条件的有志创业人士，提供包括一次性创业社保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以及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在内的多项支持。

相较之下，上海展现出了更多面向未来的规划，借助“促消费”这一策略，对城市新一轮发展的探索意图显得尤为突出。

上海不仅重视技能培训教育在增加收入方面的贡献，而且致力于提升培训质量与效率，尤其是针对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家政服务、养老护理等关键行业，提出了专项技能人才培养计划。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解决用工结构上的问题，同时也促进了外来务工人员技能的转型升级。

上海在应对生育养育“减负”议题上，不仅追求普遍的福利，更致力于满足更高级别的需求。面对其他省份纷纷尝试实施育儿补贴，上海提出要“探索延长育儿假和配偶陪产假”，以此来缓解“没时间消费”的困境；同时，通过“建设高标准的幼儿园”和“推进未来学校的探索”，旨在解决从满足基本养育需求到提升养育品质的难题。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指出，贸易通常被视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在推动消费方面，上海始终走在前列，为未来发展树立了榜样。观察本轮促进消费的政策，上海不仅将模式和路径的创新拓展到优化供需关系上，这不仅符合新发展阶段的需求，还将对其他城市的进步起到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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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海来说，这份政策的“转向”尤显重要。

实际上，自去年起，众多人士开始倡导，推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收入。例如，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的常务院长刘志彪及其同仁在文章中指出，当前消费低迷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民众就业状况和可支配收入增长预期的双双下降。

去年，我国23个省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市的增长速度下降尤为显著。尽管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8.84万元，继续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比浙江高出两万余元，但其增速仅为4.2%，这不仅在十强省份中排名最后，而且与2023年相比下降了2.3个百分点。

从长远视角分析，去年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在过去的五年里，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经历了显著波动，尤其在疫情影响下，2022年增速降至2.0%。尽管如此，消费方面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去年，上海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5.27万元，同比增长率仅有0.4%。

上海消费的诸多细节揭示了其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上海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去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了3.1%的下滑，具体来看，在食品、服装、日用品和燃料这四大消费类别中，唯有食品类实现了1.6%的正增长，而日用品和燃料类则分别下降了5.6%和8.9%。

汪伟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的讲席教授及城乡消费与人口研究中心的主任，曾进行深入分析并指出，消费结构的差异是导致北京和上海两市消费表现出现明显反差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两座城市的消费倾向明显偏向大宗商品和高端服务，例如汽车、奢侈品以及高档餐饮等，这些消费领域往往更容易受到经济下滑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收入增长速度的放缓所带来的影响也愈发显著。

当然，增收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推动消费增长。

曾刚曾指出，在促进消费的话题上，外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有人关注那些具备消费能力却缺乏消费欲望的高收入群体，他们主张应激发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欲望，理由在于过去高端奢侈品消费的增长趋势；另一方面，也有人关注那些有消费欲望却缺乏消费能力的人群，这批人理应成为政府推动增加收入的主要对象。

观察此次政策，上海在增加收入和推动消费方面的尝试，重点聚焦于后者。在消费需求的层面，首要任务是推动就业，让更多的人通过就业获得消费的能力；而在供给方面，则顺应了从注重“性价比”向“质价比”乃至“心价比”的转变趋势，尤其是首次提出要倡导“悦己消费”。被指名的养生保健课程、兴趣爱好活动、减压治疗以及宠物陪伴等多元化业态，不仅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而且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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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群体亟待实现收入增加和负担减轻，同时，面向未来的消费蓝图也亟待实现，那么上海如何才能有效缩小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呢？

曾刚认为，这两个目标表面上似乎存在冲突，但实际上却是相互融合的。例如，通过提升就业率，失业者得以转变成在职员工，从而具备工作技能。这不仅能够激发消费的愿望和实力，还能对生产活动提供支持，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面向未来的高端消费品供应。因此，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得以提升，民众的健康状况也随之改善，从而形成了一种积极的良性循环。

自然，这同样是对政策执行手段的考验。以上海为例，它正致力于提升技能培训教育的质量和效率，将其视为促进收入增长、推动未来产业和消费形态发展的重要途径。正如曾刚所言，我国是否可以借鉴德国、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建立一套培训奖励体系，对参与培训的人员提供经济资助，“不仅免除学费，还能发放生活补贴”，待培训结束后，这些人步入职场，或许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他还提出，除了直接创造就业机会，是否可以进一步思考增设诸如实习等间接就业岗位，同时提供职前培训等多样化措施，以全面优化就业氛围。

往大了说，这实际上是面向消费型社会的观念转变。

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正处在从过度依赖“投资驱动”模式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变并非仅仅是经济数据的变动，更是一个以消费为核心推动力的全方位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院长滕泰及其同仁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这表明我国必须摆脱以消费抑制为标志的经济循环，即消费不足、企业销售受阻、青年人失业率攀升、通缩风险以及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衰退等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依赖强有力的逆周期政策来打破这一循环，并通过深化改革措施来扭转局面。这包括将财政建设导向民生财政的转型，以及从收入来源和产业结构调整两方面来推动消费的繁荣。

关键之处在于实现以人为核心的体系变革。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首次听到了这样的倡议：鼓励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到人的发展上，旨在构建一种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提升民众福祉的良性互动循环。

从某种意义上，在此轮转型中，上海有“先天优势”。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院长迟福林曾经强调，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广大社会成员的需求已经从私人产品的不足转变为公共产品的不足。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构建一个能够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要充分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以提升民众的生活保障水平。

上海在服务消费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有所放缓，但服务消费却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新动力。在《方案》中，特别强调了提升服务消费质量与水平。借助新一轮的消费促进活动，上海能否率先探索出消费社会发展的新路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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