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巴洛克音乐巨匠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时代与创作源泉

2013 年普利策奖得主菲利普·肯尼科特在从纽约回家乡小镇的火车上，邻座姑娘看到他在研究《哥德堡变奏曲》的乐谱，于是问他是不是音乐家。他犹豫着回答说自己算是音乐家。姑娘瞥了一眼他合着放在腿上的乐谱，接着询问：“巴奇？波奇？这个词怎么念来着？”菲利普努力展现出慈祥的长辈模样，接着说道：“实际上，这个词读作巴赫。他是之前一位极为有名的作曲家。”“巴赫啊。我有听说过这个人。”

巴赫：时代、观念与创作的源泉

提起重要的作曲家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的名字必然会被提及。他是巴洛克音乐的杰出代表，其作品被当作西方音乐的核心支柱。1933 年 4 月的一次演讲中，奥地利音乐家安东·韦伯恩情绪激昂地宣称“一切尽在巴赫”。巴赫在音乐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铺展着循环的旋律，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还创作了最为恢宏辽阔的复调。然而，从巴赫的时代一直到今天，那些“听说过这个人”的人，显然并非都对他有足够的了解。

巴赫出生于音乐世家，在他的家乡图林根享有一定的名望。然而，当时并非历史上的黄金时期，30 年战争刚结束不久，民生困苦，许多事情都有待恢复和发展。在贵族宫廷和教堂中的音乐事业，仅仅是为了服务于上层阶级以及遵循上帝的旨意。音乐的天赋和才华并非最为看重的，遵循规矩、甘愿充当附庸才是得以生存的方法。巴赫在所有传记里几乎都被提及有暴躁脾气。他在音乐上一丝不苟，对音乐事业忠心耿耿，这使他常与雇主发生冲突，甚至锒铛入狱。他还与同代艺术家不时发生龃龉。有一次，因同事拙劣演奏，他愤怒地向其扔掷假发；另一次，因音乐理念不合，他甚至与另一位音乐家拔剑相向。

E.H.贡布里希说过，时间在流逝的过程中，历史会给人物塑造出一个并非真实的形象，这个形象还会长久且荒谬地流传下去，最终有些想象竟然会演变成一种传统观念。人们想到巴赫时，觉得他这位一家之主整天都在沉醉于作曲，在安静的家中深居简出，尽情享受着恬静的音乐盛宴。1723 年他到达莱比锡担任圣托马斯教堂乐监，遇见了一处能发展其音乐艺术的理想天堂。但这些全是臆想，现实情况与这些完全相反。巴赫需要加倍努力，一直不停地为家庭而奔波。他的家庭并不匮乏，但也绝不富裕，他要为家庭辛苦劳作。同时，他也在为自己的音乐事业寻求充分的空间和尊严。

西班牙音乐家拉蒙·安德烈斯在《巴赫传：时代、观念与书籍》中认为，那些用春秋笔法写的传记以及坊间传闻，没有真正看到巴赫默默承受的挫折；没有体会到家庭成员离世给他带来的打击与痛苦；没有关注到他在工作上接连遭遇的分歧；也没有看到他除了安哈尔特 - 克滕的利奥波德亲王之外，很少有来自赞助人尤其是莱比锡的赞助人的理解与支持。与贝多芬总是眉头深锁且愤愤不平的历史形象不同，巴赫是在一条荆棘遍布的道路上，他面对平凡生活的起伏变化却始终不曾低头，展现出英雄主义的形象。

《巴赫传：时代、观念与书籍》，是由[西班牙]拉蒙·安德烈斯所著，由王翘楚进行翻译的，中信出版集团于 2025 年出版的书籍。

巴赫一生充满艰难险阻，然而他对音乐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专注。不管境遇怎样，他都能克服重重困难而沉潜于音乐之中。有人认为巴赫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是信仰促使他进行音乐创作；有人觉得巴赫是一位很务实的人，他是因为工作需要才创作了数量众多的教会音乐作品；另外还有人说巴赫的作品中闪烁着启蒙运动的思想光芒。然而，不能对巴赫进行这样简单的定义。真实的巴赫是更为深刻且内在的。

巴赫生活的那个时代，启蒙运动尚在酝酿阶段。孟德斯鸠在巴赫离世前两年出版了《论法的精神》。卢梭在巴赫去世后的 12 年才出版了《社会契约论》。巴赫一直密切留意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对他真正有吸引力的唯有音乐。巴赫的音乐结构展现出巴洛克音乐最本质的特点。无论是合乎音乐规则的展开，还是从低音而起的不可思议的变奏；无论是多样的节奏组合，还是精简主题下弘大的对位。一面在浩瀚宇宙中发问，一面在心灵深处进行探寻；一面徜徉于天地自然之中，一面漫游于思想世界之内。

拉蒙·安德列斯觉得，巴赫坚信在秩序与完美的范畴里，在对“绝对”进行追求的过程中，能够理解上帝的观念，这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契合。当时的上帝是像帕斯卡尔、斯宾诺莎、伽桑狄以及沃尔夫等这些前启蒙思想家心中的上帝，它自然、自由且多元，追求着平衡与对称，在追寻着宇宙中万物的秩序。这个上帝的哲学意义已然超越了宗教意义。

流传于坊间的音乐家奇闻轶事，可作为人们饭后谈资。这些轶事意在表明音乐家也是人，具备平凡人的生存属性。然而，这些轶事并不能助力人们更好地理解音乐。在生死之间苦苦挣扎，始终将精神世界探向超越层面，或许这就是毕达哥拉斯派将哲学和音乐视为通达宇宙和谐途径的缘由，也是巴赫旺盛创作力的不竭动力源泉。

复调：生命之恸与《哥德堡变奏曲》

菲利普·肯尼科特小时候有着成为一名钢琴家的梦想。他的母亲脾气愤怒且性情暴躁，然而却为儿子提供了所有能够提供的东西。可最终，这些努力却以悲剧性的方式毁灭了儿子成为钢琴家的一切可能。母亲曾经是一名小提琴手。然而，在二战后的艰难时光里，她把青春和激情都耗费在了家务以及抚养四个孩子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死亡的恐惧和一事无成的感觉最终将她击溃。她留给孩子们的只有无休无止的抱怨，以及对孩子的恶语相向，甚至还有拳脚相加。她一生受尽折磨，几乎没有什么乐趣，最后在痛苦中离去，也没有获得任何意义上的平静。菲利普是这样描述她的。然而在死亡即将降临的时候，一个不相信神的母亲问了她同样不相信神的儿子这样一个问题：人在死后是否会遭受到裁决呢？

菲利普在回家乡与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时，他的行李箱里仅有一张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他认为巴赫能够契合自己的所有心境。母亲去世后，菲利普决定重新开始练习《哥德堡变奏曲》，因为他觉得《哥德堡变奏曲》反映了自己的宇宙观。他极度热爱巴赫，痴迷于破解《哥德堡变奏曲》中所蕴含的音乐与人生的奥秘，通过聆听和弹奏来实现。

在《复调：巴赫与生命之恸》里，菲利普通过“对位法”来书写他与母亲的情感纠合，同时也书写了他与巴赫的精神探戈。在那些穿插的叙事当中，在交织的现实生活与音乐世界里，他想要追问的正是两个如同复调般不即不离的主题：一是怎样才算认识一首乐曲；二是怎样才算了解一个人。

《复调：巴赫与生命之恸》是由[美]菲利普·肯尼科特所著，由王知夏进行翻译的，该书于 2023 年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作为乐评人，他知晓乐曲背后那些作为花边的典故和传说，大多只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就像福克尔留下的这则轶事：年轻的音乐家哥德堡在为俄罗斯伯爵凯瑟琳服务，而这位伯爵凯瑟琳被失眠所困扰，她希望在漫漫长夜无心睡眠的时候，让哥德堡为她演奏来伴眠。伯爵请巴赫为他创作了这部乐曲，这部乐曲包含 1 个咏叹调以及 30 个变奏，最后又回到了主题。巴赫因为创作这部乐曲而得到了报酬，这个报酬是装满一个金杯的金币。

无法考证这个传说的真假，也无法论证这首乐曲与解决失眠问题之间存在必然关联。大多数听说过巴赫的人都听说过这首经典曲目，然而它为何能堪称经典呢？有人说全靠形式上的完美，完美的形式提升了复杂性等方面；有人鼓吹以修辞或感染力为重的情感冲击；还有人宣称巴赫音乐反映了神性或普遍之物，使其成为太阳系的模拟或声音象征，或者体现了数学和几何学的思想，所以是上帝的一幅意识图画，或是宇宙精神的一个隐喻。

这些诠释的路向都各有其依据。不过，无论是在音乐领域还是在哲学领域，形式都属于一个较为形而上的概念。鉴于近代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古典音乐在欧美地区的普及情况（伴随钢琴的普及以及产量的增长），对于大众而言，音乐未必就是对宇宙秩序的精神诉求，更多的只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潮流以及门面的装点。那情感冲击力呢？不错，音乐能让我们回到赤裸的状态，这样就更容易受到伤痛、乡愁和记忆的侵袭。一位年迈且病重的教授，在聆听一段温柔且忧伤的旋律时，忍不住失声痛哭，泪水满面。然而，这并非是音乐最初所被期待的效果。

菲利普说：“我不认同音乐能抚慰或治愈人心的说法。在音乐中，我找不到慰藉。音乐带来的不安比满足更多，它不仅无法填满人们以为它能填满的欲望，反而让人们渴望更多。它顶多只是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避免他们沉湎于生活中更痛苦的事。”在料理母亲丧事回家的过程中，巴赫的音乐是能听得进去的。在生命面前，巴赫的音乐也不显得渺小苍白或无足轻重。菲利普写道：它对空间有着不可思议的作用。在那充斥着闲言碎语的嘈杂世界里，它圈出了一个私密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创造了一个容身之所，将我们不知为何称为“现实”的世界隔绝在外。它让我从对母亲的激烈情感中抽离出来，能够看着她的死亡一步步展开。它将世俗的事物阻挡在远方，把深刻的事物带到近处，使人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同时又不会被其可怖的黑暗所吞噬。

把深刻的事物拉近。拉蒙·安德烈斯在《巴赫传》里讲，巴赫的诸多作品都展现出对死亡的接纳，因为这是仅有的生存之道。怀着这样的信念，巴赫在当下这个地方，在这个终究会走向终结的世界，凭借音乐构建了一个又一个感受的空间。菲利普在《复调》里回应了拉蒙·安德烈斯，他说：在面对死神的必败之战时，我们得学会优雅地放手。但对于音乐而言，不管处于什么年龄，我们都只能凭借愚蠢可笑的坚持去征服它。并且在生活中，坚持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品质。

他决心拆解《哥德堡变奏曲》，细细研究其中的各种部件。他想看看自己会被带往何处，是否可能在这条路上更痛苦地认清自己的局限，同时有望获得某种教益。

怎样认识一首乐曲，便是怎样了解一个人，以及，生与死。

疗愈：音乐的慰藉与情绪共同体

2001 年 1 月，地点在圣但尼。这里有亚当·谢尔登自闭症儿童与青少年医学教育中心。

大卫 18 岁，他不聋也不哑，然而由于耳朵畸形，导致他不会说话。大提琴演奏家克莱尔为他演奏了整整一年的大提琴，一共演奏了九遍全部六组巴赫的《降 E 大调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结果是，有些时刻虽然短暂，但却足以让人深深觉得没有辜负此生。在巴赫全部六组大无整整九遍的演奏过程中，大卫逐渐挺立起来，这绝对是其中之一。在最后的几个月中，大卫从未学过钢琴，却用钢琴回应了克莱尔的召唤。从他用两根手指弹出的小七度不和谐音程，可以看出他的内心，那是紧张的、破碎的，且连绵不断的。

音乐能让他表达自我吗？音乐在他身上引发了全新的感觉和情感吗？他是否真的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声音世界呢？从黑键到白键，从低八度到高八度，大卫的音乐经历在已知与未知的边缘游走，他持续地探索并丰富着与声音世界的关系。克莱尔小心翼翼地对他做出回应，模仿他，引领他。交替的琴声最终变成了交融的琴声，他们之间的语言开始相互交融。有时候会出现静默的状态。

克莱尔·奥佩尔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她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接受了严格的音乐教育。她拥有哲学学位，还具备艺术治疗师资格证。在教学之余，她会进行巡演。并且，她还为自闭症患者演奏，也为养老院的失能老人、失智人士以及临终患者演奏。克莱尔的观点与菲利普·肯尼科特不同，她相信音乐是可以分享的，也相信音乐具有疗愈作用。这种疗愈作用不仅能慰藉心灵，还能对身体和病痛产生直接影响。

她最初进行了一次偶然的尝试之后，开启了一个医学项目，这个项目将直觉的艺术和量化的分析融合在一起，名为“舒伯特项目”。其目的是探究现场音乐的反向感官刺激在哪些程度上能对护理全程产生有益作用，能缓解病人的疼痛和焦虑，还能对护理人员和病人家属的心理健康起到有益作用。三年后，对 112 个病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病人的疼痛程度有所减弱，减弱幅度在 10%到 50%之间。近 90%的病人焦虑得到了缓解。并且，对护理人员的正向效果达到了 100%。

《舒伯特绷带》是由[法]克莱尔·奥佩尔所著，由罗琛岑进行翻译，于 2024 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克莱尔在《舒伯特绷带》这本书里，记录了自己所接触到的很多案例。她还用复线的方式，对音乐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互动进行了讨论。较早感受到“舒伯特绷带”镇痛效果（通过演奏舒伯特来为病人缓解疼痛）的凯斯勒夫人说，音乐能够触动我们身上本质的、最美的以及攸关生命的部分。音乐还能改变歌唱者，这是一种奇迹。

琴弦的振动如同生命的跃动，音乐的共鸣如同生命的共鸣，音符的飞翔如同灵魂的飞翔。在音乐里，人们一同感受着苦与乐，一同分享着悲与欢。在这种“情绪共同体”中，人们能够获得慰藉。借此，人们可以从孤独和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也能够从对死亡和病痛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进而回归内心的平静，回归生活的宁静。

深入探究，音乐能够涵盖一切。然而，对于人类而言，音乐首先是一种能够传达情绪感受和情感表达的方式。它能在缥缈的时空里确定自我的位置，并与他人建立联系，以此创造出生命的意义。在结局注定是死亡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一生中，我们要懂得如何去感受和感恩，如何去面对衰老、疾病与死亡，如何平静地面对终将化为虚无的自我。当世界在没有我的世界中持续运转时，我又将去往何方？菲利普母亲临终时提出的问题，指向了每一个人。这些人包括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音乐家，也包括日常生活中平凡的每一个人。在生与死的交织中，我们需要一个稳定旋律的支撑，以此获得生命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求这个支撑，而音乐无疑是其中一个可以信赖的主题。

1741 年的《哥德堡变奏曲》首版扉页上未像往常那样题写“荣耀归于上帝”，而是写道：“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为行家而作，以振奋他们的灵魂。”每个人都是自身生命的“行家”。即便未曾知晓巴赫以及所有与巴赫相关的故事，然而人们能够在他的音乐中相遇并相知；在音乐的天地里，人们可以寻觅到让脆弱心灵重新振作起来的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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