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靖国：古代地图体现古人空间认知及地理环境认知
作者：孙靖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人类具备空间感和空间思维这一特性。在石器时代，先民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描绘周边环境，比如利用岩画、贝壳以及植物纤维等，将他们所关心的地物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进行排列。地图制作是人类对周边地理环境进行观察和了解的过程，同时运用思维活动和积累的知识进行判别与分析，最后通过布帛、纸张、兽皮、植物纤维织物、地球仪等某种载体将其以缩小比例呈现出来。所以，古代地图是地理测量的成果。古代地图也是对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图像式反映。古代地图还是对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图像式再现。古代地图体现了古人对空间的认知。古代地图反映了古人如何认识他们生存其中且与之息息相关的大地。
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文字被发明出来，文书也得到应用。社会逐渐被组织成有体系的国家和政权，地图在日常的政治、经济、军事、工程等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多，它成为治理国家以及组织和调动社会力量的重要工具，尤其在涉及较大地域且需要进行空间组织的事项中。
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有着很久远的渊源。文献记载表明，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大量绘制地图的行为。尤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与边防作为国家的重要政务，在中国古代自然被极为重视。并且地图更是受到历代军事家和朝堂前线的关注，在《管子》这本书中专门有“地图”这一篇，着重进行强调：凡是掌管军事的人，必须首先仔细知晓地图。秦汉之后，地图在军事与边防领域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的军事地图中，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是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地图《驻军图》，它描绘并表现了西汉前期长沙国南部地区的城堡、障塞和营垒等军事设施以及己方军队的驻防情况。萧何、刘秀凭借地图知晓全国政治军事格局以及军事要隘。李吉甫进献《河北险要图》等行为也是史书中常有记载的。安禄山在叛乱之前，曾安排大将置酒，一同观看绘图，从幽州到洛阳，山川的险峻与平坦、进攻与防守的情况都在图中详细呈现，并且每人都被赐予金帛，同时授予地图，还约定说：“违反的人斩首！”由此可见军事地图在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从隋代开始，兵部所辖职方司就一直具备“掌地图”的职能，这种职能一直延续到清代。对军事地图进行研究，对于复原古代的军事形势与战守措施，对于了解古人对军事地理环境的认知，以及对于诸多军事细节的研究，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清代，由各级官署主持绘制以及官员自行主动绘制的地图数量很多。军事地图以边防为主要内容，它成为中国古代地图的一个大的门类，并且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文献价值。
明代一直面临北元和蒙古各部的军事威胁。北部地带是边防的重点。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始，就在从辽东到西北的漫长地带广设卫所，屯聚重兵。定都北京之后，为拱卫京师，在北部地区设置了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军镇，合称“九边”重镇。到了明代中后期，边墙逐渐修建成型。与此同时，蒙古各部势力如达延汗、俺答汗等崛起了。明朝的边防压力变得日益严重。这促使了边防史地撰述进入高峰期。在这之中，边防地图的数量也很多。文献记载以及现存可见的绘本、刻本舆图都能有力地证明这一点。王庸先生在《地学杂志》1933 年第 2 期的《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里，列有北方边防图籍共 215 种，包括“北边总图说”“边镇合志”“各边镇别志”“各路关卫区分记”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九边图》系列。
文献记载显示，最早绘制九边图的是在嘉靖初年，当时兵部尚书命令属下的兵部主事郑晓撰写《九边图志》。在嘉靖十六年（1537 年），兵部职方司主事许论把他所著的《九边图论》呈送给了明世宗，明世宗对其表示赞许，并且下诏让九边得以颁布施行。此后，多部九边图籍被撰成，并且一直流传至今。其中有嘉靖二十一年（1542）兵部职方司主事魏焕所著的《皇明九边考》；有隆庆三年（1569）兵部编纂的《九边图说》；还有崇祯时期兵部职方司主事陈组绶编撰的《皇明职方地图》；另外，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申用懋彩绘的《九边图》残本也在其中。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套彩绘本的《九边图》，辽宁省博物馆也收藏一套彩绘本的《九边图》。然而，较为遗憾的是，这两套彩绘本的《九边图》都未标注作者以及绘制的年代。
从前面所列的几种重要官绘《九边图》的作者来看，他们都和兵部存在关联，尤其是与兵部下属的职方司有关。职方这个机构，最早在《周礼》中有所记载。在隋唐时期，它归兵部管辖。明朝规定，职方司的职能是“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政”。并且规定“凡天下要冲及险阻去处，各画图本，并军人版籍，须令所司成造送部，务知险易”。职掌天下地图，以及城隍、镇戍、营操、武举、巡逻关津等方面的政务。户部掌管有图志，而各个边疆的边界都有图本，通过查看这些图本来了解地形，作为守御的计划，这些都属于本部，所以将其列在此处。从上面的几幅《九边图》能够看出，它们的绘制风格是相似的，这充分表明在中国古代成熟的官僚体制之下，存在着成型的技术传承，形成了本部门前后相承的“小传统”。
除了绘制整个九边地图的地图之外，与兵部相关的机构还绘制了许多单一或几个相邻边镇的地图，这些地图也带有浓厚的兵部职方司风格。例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宣大总督杨时宁进呈给明神宗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以及万历后期在山西任职的王士琦所编绘的《三云筹俎考》等。这充分表明了这种标准式画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彩绘《九边图》是《九边图》系列的一个典型范例。此图为绢本彩绘，由十二屏幅构成。每幅图的纵是 208 厘米，横是 47.3 厘米，通幅横阔接近 6 米。它的绘制时间大约在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之间。《九边图》没有方位标识，大体是上北下南。该图从东往西，沿着明代的北部边疆依次绘制了九个边镇的地理内容，有山川、城堡、关隘、军事驻防以及攻守形势等。图中的城堡，涵盖了府、州、县、镇、卫、所、营、堡等，因其等级和功能的差异，分别用相应的符号来表示以便区分，那些重要的城堡都绘有方形城墙和敌楼的图案；各个边堡则用带有“望台”的方框来表示。驿道连接着各城堡，被描绘为细红曲线。长城是以带有垛口的城垣图形来进行标示的。图上那些重要的城堡，在其上面用文字标出了它们的四至以及道里的远近等。《九边图》色彩鲜明且亮丽，气势十分雄伟，明代整个北方边疆的形势一眼就能知晓，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代军事地图有另一个代表，那就是宣大山西总督杨时宁主持编绘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此书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进呈给明神宗，明神宗赞赏并采纳了它。由此可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的地图以及地物信息是建立在杨时宁主持的调查、搜集和整理工作基础之上的，其质量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代表了万历年间宣大山西地区官绘地图的水平以及官堡的情况。《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分成宣府镇（大致涵盖现今河北张家口坝下地区以及北京市延庆区等地方）、大同镇（大概涵盖现今山西省大同市和朔州市等地区）和山西镇（大概涵盖现今山西雁门关以南的那些军事防御重要地点）各个卷册。它运用图说相互结合的方式，在书的开头有三镇的总图以及图说，每一卷的开头都列有该镇的总图与图说，接着是该镇各路的图与图说，再之后是该路各个城堡的图与图说。三镇总图、各镇总图与各路总图都为两叶，而城堡图则为一叶。每一幅地图都详细画出城堡的外部轮廓，还画出城门情况以及城墙包砖与否等特征。城堡所负责管理的长城和烽燧等军事设施也在图中呈现。城堡周边的地理地貌特征丰富呈现，像河流、台地、阶地、山峦等与军事战守相关的因素也很清晰。图说详细讲述了城堡的周长、高度、沿革、驻军、物资以及战略军事价值等。一地形胜，一览无遗，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总体而言，明代的军事地图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如下特征：
秉持和平的理念。明代北方地图以《九边图》为代表，绘制出了一种军事体系，其以长城为面，边镇为顶点，边堡和交通道路为骨架，呈现出伞状形态。在北边地带，这套军事体系可谓是层层设防。然而，这套军事体系的目的并非是进攻，而是为了进行防御，是为了更好地管控与草原之间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编绘的目的是杨时宁向明神宗汇报宣府、大同和山西三镇的长城与城堡修筑和布防情况。它并非只展现长城内的情形，而是花了大量篇幅描绘长城外的穹庐、牲畜等景观以及草原民众放牧、骑马的情形。这既反映出隆庆和议之后明蒙双方和平交往的局面，又体现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测绘技术很精细。中国古代不存在地图投影体系，通常是借助地物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来构建地图体系，这就牵涉到对具体地物的位置以及距离状况的知晓程度。笔者团队之前对多幅描绘大同镇部分地区和宣府镇全镇的地图进行了研究，研究的内容是地图上城堡之间的角度关系，并进行了数字化量化。通过这些研究可以发现，这些明代边防地图上城堡之间的关系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非常高。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各级政府对管辖地区的了解程度是很高的。
中国古代有重要的地图描绘与表现形式，即长卷式地图，其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明代的北部九边和沿海七边总图绘成长卷，还有长卷变形的分切屏风、册页装等形式，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特色。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