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Seek与虚拟数字人结合：重新定义人机交互边界
作者：宋美杰、高雨琪（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科研助理）
DeepSeek 问世后，吸引了很多开发者参与模型的开发与使用，其中一项重要应用就是虚拟数字人。数字人智能体与 DeepSeek 的通用人工智能能力相融合，正在对人机交互的边界进行重新定义。这种跨界协作不但提升了数字人的“类人化”表现，还通过技术互补促使数字人从“工具”的角色转变为“伙伴”的角色。
虚拟数字人指的是以人类的外貌、心智等元素作为设计基础，通过信息技术构建出来的虚拟人物形态。如果按照虚拟数字人与人的关系来划分，可以分成数字人和虚拟人这两类。其中，数字人是真人的数字复制品或者数字分身，像“邓丽君”“苏东坡”这样的就是数字人。而虚拟人的人物身份和外形是完全被虚构出来的。正因如此，虚拟人本身属于一种数字艺术作品。它在外貌特征方面更具创意空间，在表演能力方面更具可塑性，在性格人设方面也更具创意空间和可塑性。
虚拟数字人的发展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制作方式方面历经了手工绘制、真人驱动以及人工智能驱动这三个阶段。1982 年，日本率先提出了“虚拟歌姬”这一概念，制作方把动画片《超时空要塞》里的女主角林明美打造成了演唱动画插曲的虚拟歌手。计算机图形技术不断发展，虚拟数字人从 2D 卡通形象逐渐进化成了 3D 写实人物，并且开始在电影制作中得到应用。2001 年，电影《指环王》里虚拟角色“咕噜”诞生了，这标志着数字人进入了成熟的商业化阶段。2007 年，集合了语音合成软件和动作捕捉技术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问世。动作捕捉能够把真人的行动和表情映射到虚拟人物身上，数字人在语音和动态方面开始越发趋近于真人。“初音未来”跨次元走红这一事件，使得虚拟偶像成为了虚拟数字人应用的典型场景。在 2012 年，国产虚拟偶像“洛天依”正式出道，并且在视频平台迅速获得了 380 万粉丝，从而让中国虚拟偶像产业进入到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为虚拟数字人注入了“类人心智”。大模型以及记忆系统使人工智能拥有了与人类类似的“长期记忆”，这大大增强了数字人的“智商”。情感计算技术融入其中，赋予了数字人“情商”，使其能够识别、解释、模拟和生成人类情感。智能内容生成技术也赋予了数字人“美商”。美商意味着数字人在美学领域的能力，包括在艺术创造和审美判断方面。凭借机器学习技术以及海量数据，它能够创作出带有鲜明个性和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
事实上，虚拟数字人本质上是对人的“身体”以及“个性”进行建模。超写实 3D 数字人拥有高度还原真人皮肤质感的外观，还能依据不同的光影条件做出相应的模拟，看上去和真人没有差别。虚拟数字人在文娱行业被应用得最为广泛，因为它具有形象可塑性、行为可控性，并且相对真人明星来说有更高的性价比。虚拟网红和虚拟偶像这类数字人，在潮流时尚领域有分布，在品牌代言领域有分布，在直播电商领域也有分布。
虚拟偶像是二次元文化的产物，它通常采用去中心化、众包共创的运营模式。就拿中国本土知名的虚拟偶像洛天依来说，其运营方一方面开放了数字人的模型资源，另一方面又销售声音库，还鼓励和支持粉丝为洛天依创作歌曲。“虚拟偶像演绎我笔下之歌”这种方式构建了一种真实的连接，让粉丝获得了更强烈的认同感和情感满足。“参与式互动”一方面加强了“Z 世代”与虚拟偶像的情感纽带，能够满足“Z 世代”参与式生成的需求，给他们提供了“意义生产”的快感；另一方面，粉丝通过对虚拟偶像进行符号消费，找到了缓解社会压力、寻求情感寄托以及归属感的途径。
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赋予了数字人以知识为讲述基础的“叙事能力”。数字人具有非常强的可成长性，能够通过自主学习和数据训练去适配不同的文化场景，正因如此，虚拟数字人在文博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众多文博机构正在深入地挖掘自身庞大的文化数据资源，以打造专属的“虚拟讲解员”。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复刻了明朝篆刻大师“胡正言”，他担任讲解员，亲自解读他在 1644 年主持刊印的《十竹斋笺谱》。以精准复刻真实历史人物的手段，有效激发了传统文化 IP 的活力，使数字人具备了人格魅力。北京中轴线虚拟人“周周”借助专业领域模型，能够将古老的中轴故事生动地讲给游客听。敦煌虚拟人“天妤”将敦煌壁画中的“巾舞”重现了出来，创造出了一种能跨越时空界限的沉浸式体验。它既可以复刻神话传说里的经典形象，又能够让失传的文化技艺重新出现在世间，并且数字人能够以非常高的精度和很强的灵活性来实现这些。在虚实相互交融的广阔空间当中，数字人承担起了中华文化“智能叙事者”的这一角色。每个数字人均承载着专属的“微型叙事”。在展现独特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时，能让受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魅力。
人机共生时代，数字人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互动体验与创新应用，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风险。这些风险涉及著作权、肖像权、数据隐私、平台监管等议题。例如，数字人的制作需要采集对标真人的肖像、声音等数据，甚至还需要真人在背后进行表演和操控，这就涉及到表演者权、知识产权等新议题。数字人的逼真程度在不断提高，利用其复制普通人、明星、公众人物的形象去实施网络诈骗，这样会侵犯公民的肖像权和名誉权等，“深度伪造”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虚拟主播、数字人发言人以及“复活”已逝亲人等“AI 分身”得到广泛应用，进一步冲击了人的主体性，催生出身份异化等伦理问题。数字人的研发者应将社会责任、隐私保护等作为目标，以确保其行为符合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同时，数字人的使用者也应如此，以保障数字人的行为符合相关要求。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9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