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明溯源：破解西方中心论桎梏，重构全球文明史观的新范式

亚洲是人类最早定居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在历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明在亚洲得以孕育和生长，并且相互辉映。近代以后，由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亚洲文明逐渐丧失了往日的辉煌，亚洲文明史的研究也陷入了被他者化、被边缘化以及被碎片化的境地。如今，亚洲文明在世界格局里的地位持续提升，同时亚洲国家的考古成果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亚洲文明进行溯源，已经成为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以及重新构建全球文明史观的关键所在。

国际学术界对于“文明”的标准存在着不同看法，这折射出文明认知具有多元的维度。中国学术界依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了“社会分工-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多位一体的新的标准，从而为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这些体系成为亚洲多元文明的源头。

《乌尔纳木法典》残片 资料图片

西亚两河流域：危机驱动下的契约型文明建构

地理环境十分严酷，这构成了两河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变量。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冲积平原，年均沉积量能够达到数亿吨。这里周期性会发生泛滥，同时还存在土壤盐碱化的问题，这两种情况构成了双重的生存压力。正是因为这些压力，迫使苏美尔人发展出了高度组织化的灌溉系统，而这也成为了两河流域文明产生的条件。

埃利都遗址约在公元前 5400 年存在着一种水利网络。这种水利网络由主渠、支渠和田埂构成。乌鲁克遗址的运河系统表明，当时的苏美尔人已经掌握了非常精准的水利工程技术。他们利用这些技术将沼泽改造成了网格化的农田。这种“危机倒逼”所形成的地理基因，促使农业生产变得相对集约。这种相对集约的农业生产为城邦的兴起提供了粮食保障。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组织向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乌鲁克的水利工程和神庙联系紧密。祭司阶层承担着统筹人力以及分配资源的工作。宗教权威成为了工程实施的关键驱动力。在舒鲁帕克遗址（约公元前 3000 年）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中记载着，神庙管理者要给参与疏浚的劳工每天配给一定数量的大麦。这标志着用于劳动价值计量体系的社会契约诞生了。

农业的成功实践使得粮食产量有了盈余，这就为从事非农业领域的工作创造了可能，同时也促进了职业的专门化。在乌尔遗址出土的乌尔第三王朝职业名录泥板中，记载了 107 种职业，这些职业涵盖了冶金、纺织、建筑等领域。而专业化的分工又推动了生产技艺朝着精密化的方向发展。舒鲁帕克作坊遗址发现了标准化纺轮与量器。剪毛工使用的是标准青铜刀具。染色匠掌握了茜草、靛蓝等 6 种植物染料的提取技术。随着生产管理变得精细化，社会管理的权力基础逐渐转向了法律契约。比如《乌尔纳木法典》明确规定，若伤害他人，就通过支付白银作为赔款来解决纠纷。契约规则替代了以往那种“以牙还牙”的暴力习俗。

粮食有盈余，这推动了中央集权政治权威的形成。寺庙和宫殿掌握着农业资源及其分配，这使得权力建构呈现出一种特征，即神权与世俗契约相互交织。例如，城邦的统治者“恩西”兼具神庙祭司和军事领袖的双重角色，他的权力合法性并非源自世袭血统，而是源自对水利工程的组织能力，并且他的权力还受到神庙经济账簿的监督。这种“神权契约”模式以及“权力制衡”机制，给两河文明注入了早期的民主基因，同时也为后世的城邦民主制埋下了伏笔。

陶寺遗址古观象台 资料图片

东亚长江黄河流域：天人秩序整合的礼制文明范式

距今约 5800 年前，中华大地的多个区域，像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等，开始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距今约 5000 年，在良渚遗址的外围新发现了近 20 条水坝，这些水坝与原有的水坝系统一起构成了大型水利工程，这表明当时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非常强大。东方先民将各种农业经验进行综合。他们从宇宙观里提炼出了系统的知识体系。由此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天人秩序”。进而产生了“礼制文明”，这种“礼制文明”主导着社会与生活的运行。

天地关系的认知在天人秩序里是重要的内容。濮阳西水坡墓葬 M45 号墓，其南拱北方的形状，象征着“天圆地方”，这是中国古代“盖天说”的一种体现。牛河梁遗址中所见的燎祭（祭天）、瘗埋（祭地）、祼礼（祭祖）等不同祭祀方式，表明在红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对天、地、人的祭祀体系。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彩陶“纺轮”出现了阴阳太极图，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彩陶“纺轮”也出现了阴阳太极图，陶寺遗址的观象台同样出现了阴阳太极图，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的自然观。

四时、年月、昼夜等时间观是天人秩序的重要体现，它是由对日月星辰变化的认知而产生的抽象节律观念。城头山东门祭坛有 5 个圆坑，其布局与大小或许和大辰星-房、心、尾-三宿星象有关。陶寺遗址观象台有 12 道夯土观测缝，这些观测缝能精准对应冬至、夏至以及春秋分的日出方位角，从而形成了“四仲中星”观测体系。这种“观象授时”的能力让粟作农业周期与自然节律实现了精确的同步。华夏先民凭借此能力，能够协调大规模的农业协作，并且催生出了独特的礼制文明。

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建构具有独特的东方智慧，展现出“天人同构”的特点。早期社会中，氏族成员对天象完全不了解，而极少数能够观测天象的“圣人”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统治权，他们的能力和权力被认为是上天赐予的。西水坡 45 号墓的一些葬品再现了墓主生前的权力特征，因为墓主以观象授时为职责，所以死后灵魂升天并伴随在天帝身旁，这种“以祖配天”的观念成为了中国原始宗教的核心。薛家岗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其外形外方内圆，体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也有这样的外形。“沟通天地”这一隐喻，把世俗权力和宇宙秩序联系了起来。其核心是统治者主动构建的天地秩序。这实证了“器以藏礼”的政治哲学。这种以礼器系统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构，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在“天人合一”秩序下“敬天法祖”的“宗法制”治理范式。

哈拉帕城遗址 资料图片

南亚印度河流域：宗教理念主导的标准化城市网络

印度河每年带来数亿吨泥沙，这些泥沙塑造了南亚最早的冲积平原农业，并且成就了哈拉帕文明。然而，在哈拉帕文明的考古图景里，最令人震撼的不是农业遗存，而是那跨越 68 万平方公里的城市网络。到目前为止，考古学界已经发现了 1400 多个哈拉帕文明遗址，其中包括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两个大城市，还有 100 多个较小的城镇和村庄。一些城市规划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街道的布局呈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形成网格化。这些街道被划分成居住区、工坊区、公共设施区等不同区域。并且建有覆盖式的下水道网络。

哈拉帕早期酋邦社会中，宗教的影响力较为突出。考古学家已经找到了很多宗教仪式用品，像印章，还有男神与女神的小雕像，以及火坛等。宗教活动以及信仰体系通过印章、陶器等物品上的符号和描绘性场景被体现出来。印章上经常出现的林加以及菩提树等特定的动植物图案和符号，或许象征着一种统一的宗教信仰，并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标准化的模式。描绘性的场景揭示了对神祇的献祭与崇拜，像多数宗教仪式是在圣树下进行的。从这些情况可以推断出，哈拉帕酋邦社会具备神权政治的特征，宗教在政权合法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经济交流变得更加密切，社会礼仪也日益变得更加复杂。哈拉帕酋邦社会对手工技艺的要求变得更为精细，对手工艺品的使用展现出了鲜明的阶层特征。从考古发掘的手工艺品中可以推测出，当时已经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高级阶层，那就是神权权威。这种权威是基于等级结构的，通常是借助意识形态、宗教仪式以及一系列限制性规范来加以强化的。

哈拉帕与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有外部贸易往来，这促进了哈拉帕政治组织有加强中央集权的迫切需求，接着推动了核心区域出现官僚化组织。在哈拉帕文明成熟期后期，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最终使得哈拉帕社会从酋邦向早期国家形态转变。宗教信仰在不具备体系化军事力量时，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神权政治的权力基础。并且很可能存在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国教”，这在广为流传的“独角兽”图案印章中有所体现。独特的祭台图案暗示着存在一种统一的仪式。众多叙事印章所描绘的典礼，或许也是国家所支持的宗教节日。可以认为，哈拉帕社会是借助一种以仪式和经济权力为基础的复杂宗教体系来实现整合的。

三大文明起源具有明显的共性特点。其一，农业与手工业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促使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其二，人口有了显著的增长，并且出现了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用的都邑或城市；其三，通过对权力合法性的构建，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现象；其四，区域性的政体或早期国家开始出现。不过，三大文明在应对复杂社会管理的命题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方案：两河流域通过契约的方式来消解资源方面的冲突；印度河流域借助宗教来整合贸易网络；长江黄河流域凭借礼制来协调族群关系。亚洲的三大原生文明在起源历程中表明：文明并非是沿着单一线路进化的“梯田”，而是多种元素共同生存的“和羹”。文明没有高下、优劣的区别，只有特色、地域的不同。只有通过交流，文明才能相互融合；只有在融合的过程中，文明才能不断进步。《左传》里“和如羹焉”所蕴含的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经验。就像亚洲的三大原生文明在起源阶段所展现的那样，人类文明的辉煌是源自差异之中的和谐共进。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4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亚洲多元文明起源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07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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