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典籍保存困境与书类文献重大发现探析

作者是刘光胜，他来自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以及“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并且是该平台的教授。

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人们四处奔波、流离失所，常常没有时间去顾及书籍的保存。《孟子·万章下》中有记载：“诸侯厌恶这些典籍会对自己不利，于是都销毁了它们的典籍。”在那个时候，诸侯为了自身的利益，对典籍进行了很多的破坏。秦代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大量的典籍遭遇了不幸，中国文化的命脉几乎都要断绝了。“因为稀少所以珍贵”，对于典籍十分缺乏的战国时代来说，简帛佚籍的出现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中，《书》类文献有两次重要发现。其一为伏生今文，秦始皇实行焚书之举，伏生便将《尚书》藏于屋壁之中。到了西汉初年政局稳定之后，伏生重新寻找他的书，最终得到今文《尚书》29 篇。其二是孔壁古文，在汉景帝时期，鲁恭王毁坏了孔子的宅第，从而发现了古文《尚书》16 篇。而其他诸如河间献王古文《尚书》、杜林漆书等版本在面世之后，随即就散失、消失了，很难再看到它们的面貌。从这种意义来看，清华简中有二十几篇属于《书》类文献，其数量大概和伏生所传的《书》差不多，因此可以说它是《书》类文献的第三次重要发现。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简称《赤鹄》），其简端平齐，简长 45 厘米，简背刻画线前后连贯。《赤鹄》的内容是灭夏前伊尹奔夏。《尹至》的内容是商汤、伊尹盟誓，协同剪夏。《尹诰》的内容是以夏亡为鉴，君臣同心同德。有三篇文献性质相同，目前学者依据《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把《尹至》《尹诰》归入《书》类文献，同时把《赤鹄》归入“小说”类文献，并且认为它改写了先秦无小说的历史。这种划分使得清华简原本的篇目组合关系遭到了破坏。

赵平安先生认为，清华简《傅说之命》甲篇是总说，乙篇和丙篇是分说，这属于两次不同时期的册命。清华简《傅说之命》有三篇，它们并非上、中、下的平行关系。然而，整理者将清华简《傅说之命》分成了上、中、下三篇，这样就无形中把《傅说之命》三篇内在的“总分式”结构给扁平了。

清华简《四告》由四篇文献构成一组。其中，一篇是周公旦告皋陶；一篇是伯禽赴鲁国就任时告丕显帝宾任、明典、司义；一篇是周穆王为太子时的诰辞；还有一篇是召伯虎因望鸱来集，向北方尸祈祷的诰辞。周公、伯禽、穆王、召伯虎人物各异，所处时代也不同。由于这四篇文献皆属于祷神诰辞，所以可知它们是因事件性质相同而汇集在一起的。

余嘉锡先生提出“古书多单篇别行”的意见，此意见已被学者广泛接受。当下学界在研究中大多借鉴余先生的范式：其一，对传本进行区分，着重强调古书是以单篇的形式进行流传的。古书在流传期间，会繁衍出多个传本，像清华简《皇门》和《逸周书·皇门》，清华简《金縢》和《尚书·金縢》，以及《郑文公问太伯》的甲本、乙本等，这可以说是“多本别传”；其二是注重对不同系统进行区分，当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都有《书》，这可以说是“多系并存”。

清华简《傅说之命》有三篇，它们为一组；清华简《赤鹄》《尹至》《尹诰》为一组；清华简《四告》有四篇，它们为一组。如今我们确切知晓，在传本与系统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过渡状态，即篇目组合。实际上，《书》类文献分为不同的篇目组合，在春秋时期就已然出现。《国语·周语上》中提到：“《夏书》中有这样的话：‘众人如果没有君主，依靠谁呢？君主如果没有众人，又靠谁来守护国家呢？’”《盘庚》中说：“国家的善政，就在于你们众人。国家的不善，就只有我一人会遭受逸乐之罚。”依据《国语》《左传》等文献，当时文本组合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为时代类，像《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其二是地域、国别类，例如西方之《书》《郑书》《楚书》等；其三是人物类，比如《盘庚之诰》《仲虺之志》等。清华简《四告》并非依据时代、地域、人物来聚集，而是以事件为中心进行聚集。这是它给我们带来的关于《书》类文献成书过程的新的认知。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是郑武公的夫人武姜对庄公进行的如何处理政事的训诫。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是太伯在临终之际追溯郑国开国史，并劝诫文公要克己勤政、举荐贤良的诰辞。两篇的共同之处：简长为 45 厘米，有三道编绳，形制相同；其彰显治国理民的大道，规范人君政治行为的意识极为强烈；以郑国国君为核心，以记言为主，符合《尚书》训诰的体例特征。孔子编订《尚书》，截止到秦穆公。然而穆公之后，各国编纂《书》类文献的工作仍在持续。《郑书》作为《书》类文献的组合，在《左传》中两次出现。笔者认为，《郑武夫人规孺子》以及《郑文公问太伯》的性质为“续《书》”。也就是说，诸侯国的史官依照中央档案的体例进行续写，从而形成了《书》。在清华简中，《尚书》与《逸周书》的篇目同时存在，既有中央朝廷的文献档案，也有诸侯国的文献档案。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我们对早期《书》类文献系统的多样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简单来说，《书》类文献的时间范围，不一定是以孔子所规定的“秦穆公之前”为界限的。

《汉书·艺文志》把古书分成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这是现今所留存的最早的图书分类体系。学者参照《汉志》的图书分类方式，把清华简《尹至》《尹诰》归入《书》类文献，把《赤鹄》并入小说家的言论，把《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列为道家文献。这是目前在学界居于主流地位的观点。《汉志》的标准来看，清华简《赤鹄》属于小说。若将清华简《赤鹄》《尹至》《尹诰》组合起来进行考察，其中《尹至》《尹诰》是确定无疑的《书》类文献，如此一来，清华简《赤鹄》也应属于《书》类文献。这表明必须突破《汉志》所规定的图书分类体系。

《汉志》由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传承而来，实际上是班固依据儒家立场，对早期文献进行重新分类和编排所得到的结果。不同时代的人，对于《书》类文献的理解和界定存在差异。清华简墓主人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与东汉相隔很远。他并非孔门后学，选编文献的立场自然与儒家大不相同。突破《汉志》图书分类体系的限制，重新回到墓主人所在的战国时代，回归到清华简自身，构建“传本—组合—系统”的研究范式，这无疑会为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成书研究开拓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境界。

总之，清华简中出现了“续书”。这让我们明白，《书》类文献不应仅以秦穆公为界限，其中可能包含诸侯国的档案文献。清华简中，《赤鹄》《尹至》《尹诰》为一组，《傅说之命》三篇为一组，《四告》为一组。这说明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会按照不同的类别汇集成相对固定的篇目组合。过去我们注重传本，注重系统。而现在，对传本与系统之间的中间状态，也就是篇目组合进行考察，毫无疑问会成为今后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增长方面。突破《汉志》的局限，回归到墓主人生活的战国时代。建构起“传本—组合—系统”研究的新范式，这样既能够精准地反映出早期文本流传的复杂情形，又能够立体且多层次地展现古书的流传形态。同时，这也包含着新时期我们在早期古书成书规律方面的推进与总结。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22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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