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教育：从农村插队当队长到企业一把手的经验之谈

管理是教育

在农村插队那会儿，我正值十七八岁，曾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对于一个刚踏入田间地头、对种田一窍不通的知青来说，起初简直不知从何下手。后来，我邀请了五位经验丰富的老农，成立了“诸葛亮小组”，他们每天都会陪我到那片180亩的大田中巡查，告诉我哪些地块需要浇水，哪些地块需要除草。我则会根据他们的反馈，制定相应的计划，分配农活。就这样，我成功地履行了生产队队长的职责。现在想想，这段经历算是我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初实践。

后来，我成为了北新的一把手，所面对的挑战已非昔日安排农活那般简单，管理方式亦不能继续沿用过去的“笨拙”手段。1995年，我提出了“以办学理念经营企业”的口号，意在强调管理即是教育，企业不仅要生产产品，更需培养人才。为何如此？因为管理并非人人都能自学成才，管理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学习。进行有效管理需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并学会运用管理术语进行交流。只有不断学习，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我们才能实现高效沟通，进而推动团队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我将人力资源开发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同时将相关工作划分为两个不同级别。

首先，需充分挖掘每个人的特长与潜力。这要求我们首先全面掌握企业内部的人员配置，接着对企业工作进行细致分类。通过优化劳动组织结构，有效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为了实现人尽其才，一方面，领导干部需对全体员工有深入了解，做到心中有数，并真正实现知人善任；另一方面，需摒弃陈旧观念，让员工的智慧与创造力得到充分体现。

第二个层面涉及对现有员工的培育，这涵盖了在职教育和技能提升两个部分。在职教育主要针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而技能提升则主要面向一线岗位工人。我为北新设定了一个核心目标，即打造一个学习型团队，推动“岗位阅读、技能提升”活动，并激励员工在岗位上持续学习。

企业着手打造培训中心，设立了语音室、计算机房以及图书馆，并开展了企业文化与现代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专题培训……经过不懈努力，北新员工普遍受到了市场经济与管理知识的洗礼。1997年，北新建材公司上市之际，市场给予了我们这样的评价：北新犹如一所学府，公司董事长正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团队则由一群硕士组成，这无疑是一家管理出色的企业。随后，我将“管理即教育”的核心理念引入中国建材集团，该集团长期结合实际情况，实施了分级、分类以及灵活的培训模式，从而为企业迅猛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石。

管理是一项重塑的过程，而要完成这一重塑，必须依靠一个团队持续地接受再培训。若管理者频繁地抱怨下属这不行那不行，这反映出他们的管理理念存在缺陷。管理者的职责并非仅仅在于选拔出优秀的员工，而更在于将一般员工培养成技艺精湛的佼佼者，并在每位员工心中种下追求自我价值的种子。

构建学习型组织

优秀的企业必然是具备学习能力的组织。这一概念由彼得·圣吉先生提出，并被视为一项关键理论。他的著作《第五项修炼》广受欢迎，拥有多个版本，其中2018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版本，我亲自为其撰写了序言。在书中，他详细阐述了学习型组织应进行的五项修炼，包括：塑造共同愿景、提升团队学习能力、达成个人超越、转变思维模式以及开展系统思考。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加强团队学习，进行深入互动。

团队学习并非仅是各成员学习成果的简单累积，其实质是成员间协作共进、达成共同目标的过程。只有通过协作与互动，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团队。团队学习的关键在于深入交流，台湾学者称之为“深度汇谈”。无论是汇谈还是交谈，其核心目的都在于沟通。然而，在互动沟通这一环节，现今许多企业仍存在不足之处。大家日常事务繁重，工作节奏紧凑，干部与员工之间的互动颇为有限，如此状况又怎能构建起一个团队呢？记得有一回，我前往英国某企业进行考察，发现每位员工胸前都挂有一张卡片，其上首要文字便是“人才至上”，而末尾则强调“沟通至关重要”。

构建学习型组织是推动管理革新的关键途径，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局势和激烈竞争的领域，仅凭个别杰出领导者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单靠少数人的学习同样不足，必须让整个团队共同参与学习。通过团队的持续学习、自我调整和不断进步，企业将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发展动力和市场竞争优势。一个真正的学习型组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始终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1993年伊始，我担任了北新建材厂厂长的职务，在此之前，我担任的是负责销售的副厂长一职。在大学期间，我主修的是化学专业，因此，当我成为厂长时，我面临的是全新的企业管理挑战。在那个时期，我国企业开始关注并学习管理知识。1992年，我曾在北京参加了一个日本产业教育培训课程，当时我学习了六本教材，内容主要涉及日本企业的现场管理与质量管理。在那次培训中，我不仅掌握了从事市场营销所需的管理精髓，还汲取了许多其他领域的管理智慧。同年，我加入了武汉工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开设的工商管理硕士项目，我的导师是尹毅夫先生。

企业领导者固然需要学习并掌握管理知识，但各级干部同样如此。回想我初任厂长时，召开干部会议，无论是他们的思想观念还是言谈举止，都缺乏对企业管理的深刻理解，如此管理状况又怎能有效呢？于是，我毅然决然地选拔了一批年轻人，然而他们大多来自工科院校，缺乏系统的企业管理知识。彼时，我已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讲授实践课程，便将符合要求的干部引荐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院校的经管学院深造。庆幸的是，当时学费尚不昂贵，求学者亦非众多。特别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那时已有不少来自北新建材的学生。正因如此，北新建材的干部团队迅速提高了管理技能，在随后的干部会议上，与会者均能熟练运用管理词汇展开交流。

之后，我投身于华中科技大学工程管理博士项目的深造。可以说，在北新建材担任厂长的那十年，我始终是在工作与学习中不断前行。正是这一段学习经历，让北新建材实现了管理的现代化转型，而我本人也因此荣获了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的荣誉。

2002年伊始，我被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委以重任，担任中国建材的领导职位。上任后，我审视了干部们的人事资料，却发现他们普遍未曾接受过培训，这一发现让我感到十分惊讶。鉴于我已在国家行政学院担任兼职教授，于是便请求学院为中国建材开设了两期培训班，其中一期针对首席执行官，另一期面向首席财务官，我将其命名为“管理扫盲班”。

随后，我安排集团高层成员共同加入厦门大学在北京举办的EMBA课程。结果证明，这些培训对于中国建材日后的兴盛与成长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伴随着中国建材的海外上市以及企业间的联合重组，培训在集团内部显得愈发关键。中国建材的培训体系涵盖了多个层级，除了集团层面的培训，二、三级企业也各自开展了相应的培训活动。中国建材集团在大连的高级经理学院设立了EMT（高级经营管理培训）课程，课程内容以工商管理为核心，不仅让学员们掌握了企业管理的相关知识，而且促进了干部间的互动与交流，这对于一家大型集团企业来说意义非凡。

当然，我们不仅要看重培训，更要关注培养。培训无法取代培养的全部。培训只是培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非全部。关键在于，还需通过实践和历练等方式，提升企业干部和员工的整体素质与能力，以便更好地应对市场的挑战。我坚信年轻人应当尽早投入使用，将他们置于关键岗位，正如我30多岁时，就已担任了大型企业的厂长，这样的经历能让我较早地思考领导层面的问题。

企业需要“西点军校”式的商学院

西点军校被誉为美国的“将军摇篮”，然而，其毕业生在商界的杰出表现亦不容小觑。在美国商界，该校校友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的领导层占比颇高，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哈佛大学。究其根本，该校独特的强调规则、创新与责任的管理机制和育人模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企业同样渴求这样的“西点军校”，以不断培养出引领企业发展的杰出人才。这个“西点军校” 就是商学院，它应该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人才培养需追求“知行合一”的理念。观察课程设置，商学院不应仅传授书本知识，亦不应局限于纯理论的教育，而应传授那些源自企业实际操作、与实际紧密相连且能指导实际操作的“教案”。为此，商学院的教师必须通过兼职、担任独立董事或顾问等多种方式，深入理解企业的管理实践，以接地气，确保教学更具针对性。医学院设有两项制度颇具借鉴意义，商学院不妨效仿：一是临床实践制度，二是会诊协作机制。医生必须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这不仅能传授知识，还能亲自进行手术操作。此外，面对复杂病例，他们还能组织会诊，各科室专家依据自身专业领域提出见解，最终形成综合评估。这一做法，商学院的教师同样可以借鉴，既要深入企业基层积累实践经验，又要对具体案例实施管理会诊。

在生源方面，商学院不应仅吸纳那些仅擅长应试的学员，而应更加重视企业的意见，赋予企业更多的表达机会，并优先录取那些由企业推荐、具备一线管理实战经验的实用型人才。这样的学员重返职场后，将能展现出更强大的创造力。从管理的角度审视，商学院所培育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士兵”，而是具备高级“军官”素质的精英，他们拥有卓越的专业素养、强烈的自律意识和出色的实战能力，与公司内部的其他管理人员相比，他们应当展现出显著的差异。我曾考察过一些商学院学生的宿舍与教室，发现卫生状况和管理水平均不尽如人意。“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样的毕业生若进入企业，企业势必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和管理。管理者需具备系统的理论素养和充沛的实践技能，然而，首要任务是确保自身的管理得当。

其次，管理理论需实现“东西交融”。商学院需将东西方的先进管理理念与实战经验融合，相互吸收优点，弥补不足，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框架。自改革开放至今，我们主要借鉴西方的管理理念，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与企业的不断壮大，我们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过程中，亦需坚定本土文化的自信心，从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及本土实践中提炼智慧，塑造属于中国企业的“新商道”。那么，这“新商道”的“新”究竟源自何处呢？

我认为其来源可归纳为三点：首先，我们需汲取我国五千载悠久且辉煌的文化精髓，从诸如老子、孔子等古代圣贤的教诲中汲取智慧，以服务于现代企业的运营；其次，需结合实际情况，向那些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学习他们的成功之道；再者，应从我国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及企业实践中提炼出宝贵的成功经验。商学院应当深入挖掘本土杰出企业的先进管理智慧，并在理论研究与课程设计等领域持续创新，不断更新。务必积极开阔思维，否则他国研究者纷纷涌入探究我国实践，而我方却仍旧沿用陈旧的管理理念。

第三，研究问题需紧密关注当前形势。商学院需针对新常态下企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如何解决过剩行业间的矛盾、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中国制造”如何转变为“中国创造”等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在管理理念、运作机制、商业策略等方面给予智力援助和人才培养。

企业的成长与否，是评估商学院成就的关键指标。商学院需与企业并肩前进，共同寻求创新，加强合作，致力于攻克难关，致力于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企业与企业家。

培养深度工作技能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博士卡尔·纽波特在其作品《深度工作》中阐述，深度工作是指在不受打扰的环境中集中精力从事的职业行为，这种状态下的工作能将人的认知潜能发挥到极致，促使个人在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和成功。深度工作的成果难以被模仿，全神贯注和集中精力则是其核心精神所在。深度工作与之相对的是浅层工作，这类工作多涉及对认知要求不高的日常事务，常常在干扰环境中进行，通常难以产生显著价值，且易于模仿。在当今社会，人们的专注力普遍不足，趋向于浅薄和平庸的现象愈发突出。这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实际上，这是由于现代知识的迅猛增长、生活步伐的加速、人才趋向复合型发展以及互联网社交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从主观角度来看，人们往往缺少对深度工作的认知和相应的行动计划，甚至沉溺于表面工作，将低效、无效的忙碌与劳累误认为是高效工作的标志。

深度工作通常依赖于深度学习与深度思考，这三者之间紧密相连。缺乏深度学习，深度思考便无从谈起；而没有了深度思考，深度工作也就难以实现。在当今社会，无论我们投身于何种职业，都亟需静心沉淀，进行深度学习、深度思考以及深度工作。纽波特在阐述深度工作时，提出了诸多方法，我愿结合自身经验，分享一些易于实践的简单策略。

关于手机使用的合理性，尽管互联网社交，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微信的广泛应用，大大推动了信息的交流和人际间的沟通，但这也导致了人们大量时间的消耗，使得大脑和习惯逐渐被“手机化”，随处可见的“低头族”现象，以及那些肤浅和重复的信息，常常让人感到烦恼不已。为了实现深度工作，我们必须像戒烟、戒酒那样，戒除对手机的依赖，科学合理地安排使用时间。每日早晨及早餐后，我会处理手机上的信息，阅读新闻，而在上班前、午餐后、午后下班时分以及睡前，我也会对信息进行整理，每次用时不超过15分钟。如此操作，有助于将手机使用时间进行集中管理。人的大脑具备延时记忆的能力，若不断有新信息涌入，便会受到这些杂乱信息的干扰。如今，人们普遍将迅速回复信息视为一种美德，对于回复延迟则多有不满。然而，若深思一番，倘若每个人都如同昔日话务员般，时刻紧盯着手机，秒速回复信息，他们又怎能正常工作呢？

在规划深度学习、深度思考和深度工作方面，我认为深度学习需要确保每日至少投入1至2小时的阅读时间，并且最佳时段是在晚上九点或十点钟，此外，还应定期参与培训、研讨会和沙龙等活动。至于深度思考，建议在每天清晨醒来后进行1至2小时的沉思，每月应选择一个周末来专门进行深入思考，而每年则应设定一整周的时间作为“思考周”，用于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众多著名企业家养成了深入思考的习惯，例如美国的比尔·盖茨每年都会安排思考周，而日本的稻盛和夫则习惯于定期闭关沉思。进行深度思考需要在一个极为宁静且不受干扰的环境中，正如J.K. 罗琳在创作《哈利·波特》系列时，便将自己隔离在一间静谧的酒店套房内，这样的环境激发了她丰富的创作灵感。

在安排深度工作时间上，通常而言，每日早晚时段至少应确保有俩小时能够专注于深度工作。若需完成特定任务，所需深度工作的时间或许会更长。然而，连续工作过久并非明智之举，更不应频繁熬夜至深夜。长时间过度劳累的工作状态难以维持。

没有压力让人感觉无所事事，所以我们应当维持专注的工作模式，并为自己设定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指标。面对关键任务，需保持平和的心态，“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进行周密的规划，将工作内容量化并按时完成。对于长期的大目标，需将其分解为多个阶段任务，并确保按期完成；而对于需要团队合作达成的目标，则应分配到每个人，确保每个人都能够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您可以将每日的工作时长与进度以记分板的形式呈现，这样的量化记录有助于提高专注度。然而，在深度工作过程中，不宜设定过于难以实现的目标，同时自我施加的压力也不宜过大，以免导致信心丧失，进而影响深度工作的进行。

IBM的前任首席执行官曾言，人们应当为了生存而投身于工作，而非让生活完全围绕工作转。深度工作并非旨在将人们塑造成苦行僧或工作狂，它旨在通过创造价值，让生活变得更加愉悦和幸福。而这样的幸福与快乐，又能为深度工作提供精神上的滋养。我们应当以快乐的生活为大脑提供间歇性的休息，使其得以从深度学习、深度思考和深度工作中暂时抽离，实现彻底的放松。放松大脑的方法有：与家人共同分担家务，与友人结伴攀登高峰、踏青游玩、观赏表演、锻炼身体以及享受休闲时光，甚至享受独处的宁静。当然，还需确保每年至少有一次休假，在休假期间，需从社会角色转变为自然状态，全身心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唯有充分放松大脑，我们才能投身于深入的工作之中。

把时间用在学习上，把心思用在工作上

当前，众多企业负责人被繁杂的事务所困扰，继续学习的动力不足。然而，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若知识过于陈旧、视野过于狭窄，又如何能够有效地领导企业？又如何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把握方向呢？要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学会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判断，在经济状况良好时把握时机助力企业迅猛发展，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帮助企业化解危机，一位领导者若想具备这些素质，就必须持续学习，否则其思想将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能力也将落后于他人，进而可能陷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困境，使企业深陷困境。

经营企业是一项技艺，需不断深造、不断磨练，单靠经验和智慧是难以胜任企业管理的。企业负责人需主动应对新局面带来的新使命、新挑战以及新考验，确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提升学习的敏感度和紧迫性，将学习视为工作方法、生活态度，通过学习不断进步与完善，力求成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学习型领导者。

我始终将学习视为人生的目标与兴趣。回想早年赴海外参会，目睹众多国外企业家多为博士出身，我不禁心生感慨。我国企业若欲跻身国际舞台，不能仅凭单一技能，而需依靠那些知识渊博、思维敏捷、精通国际语言且拥有高学历的领导者。为了迎合国家需求，推动企业发展，我们不得不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唯有如此，我国方能涌现出一批杰出管理人才。之后，我在工作之余坚持学习，成功完成了MBA课程和管理工程博士的学业。这些年来，无论工作任务多么繁重，我始终坚持每天抽出时间来阅读和学习，从未有过中断。

我不仅持之以恒地投入学习，而且热衷于深思熟虑，对于所经历的每一项活动都细致入微地加以梳理和总结。有人赞誉我为“师者”，然而我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我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一位出色的“学者”和“总结者”。通过归纳、总结和思考，我们可以有效地避免重蹈覆辙。此外，我坚信学习与实践应当紧密结合。经营企业是一项极具实践性的工作。若理论深奥，涉及建模与推演，却无法在现实场景中证实，抑或与常理相悖，那么它必定是错误的。

学习之路永无止境，我们不仅要善于学习与思考，还要擅长策划与行动。古人曾言，“若只是学习而不去思考，则会陷入迷茫；若只是思考而不去学习，则会陷入危险”，“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终究浅薄，真正理解一件事还需要亲自实践”。由此可见，学习、思考与实践三者相辅相成。在企业中，我经常对同事们说，“将时间投入到学习之中，将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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